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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說，出租聯開宅並不是柯市府的創舉，在郝市府時代，即已推出六處聯開宅近三百戶。若實施多時的政策都能順利推動，既無住戶抗議，也無影響房價情事；那麼，何以柯市府一推就踢到鐵板？究其原因，不外兩點：其一，柯市府動作太大，一路敲鑼打鼓吹噓自己的「德政」，卻忘了低調和細緻原則；其二，柯市府推出的出租宅戶數太多，且集中在少數住宅，確可能對住戶造成衝擊，這是思慮不周。

如果民眾對決策有誤解，官員應該盡力協調溝通，並提出合理對策，化解反對者的不安。畢竟，市府的責任，是要讓不同條件的市民成為彼此信賴的鄰居，而不是要打誰拉誰，讓他們分歧對立。但不可思議的是，反對者不過是少數住戶，而且那天抗議的是新北三重的住戶，林洲民竟然大罵全體台北人「瘋了」、「自私」；如此濫控市民為刁民，官員的教養何在？

提供低租金公共住宅，是實現居住正義的一環，這項政策需要民眾以同理心共同支持。但在僧多粥少下，政府除需要有合理透明的設計選擇對象，更要加強後續的物業維護管理，如此，才能讓租戶和住戶共享居住的便利與品質。市府在急於追「量」之際，不可忘記「質」是更大考驗。

先有殯儀館人員強拆喪家手寫輓聯，後有官員大罵台北人自私，人們又聽到柯文哲「進口」新娘的高論。也許林洲民說得沒錯，台北人瘋了，才會選出這個「訓民如子」的市府團隊。

馬總統執政進入最後一年，政府內憂外患紛至沓來，這類政治怪象也層出不窮。這一方面固然是馬政府表現軟弱，缺乏企圖，導致「馬善被人欺」；但另一方面，這也是台灣政治浮誇、自大、躁進的表徵，導致民代無端妄尊自大。許多政治人物眼中的政治，往往只有「人」、「選舉」和「利益」的角度，卻忘了政府是一個「體制」持續運轉的過程；他們只看到領導人的起落，很容易就忘記國家機器的集體性；只想到選舉，就很容易忘記每天要生活的民眾；只想到利益，就忘了自己的職責所在。

不可否認，馬英九近年逐漸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這是任何政治人物都應該引以為鑑的事。但在台灣政壇，在野黨卻把馬英九的魅力不再，吹噓成自己的路線成功與贏得民心；試問，民進黨近幾年除了惡意杯葛，並胡亂附和街頭群眾的論調外，在財經、社會和兩岸提出過什麼具體的主張？又靠什麼贏得了民心？在這種情況下，民進黨以一副「準執政黨」姿態，要求內閣不能碰它所反對的法案，這難道是要政府一直空轉下去？

更讓人不解的，則是執政黨內那些視馬英九如寇讎的反馬人士。國民黨之所以成為「執政黨」，正是因為馬英九連續兩屆贏得大選的結果；馬總統施政不符民心，有些藍軍立委未盡進諫之言，有些疏於扮演與民溝通角色，有些在國會向行政部門大唱反調；這些，反馬立委難道沒有責任？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人將馬政府的失敗當成自己的機會，要趁機落井下石，豈非錯亂之至？

以王柯關說案為例，國民黨內為此分崩離析，且在司法訴訟過程皆一路敗訴；然而，就該案本質的「司法關說」一事，為何一年半來鮮少聽聞有人追問其間是非功過？司法判決的結果，只能說馬總統和黃世銘處理此案的程序存在瑕疵，國民黨的考紀制度也存在缺陷，能說關說案應受到肯定嗎？然而，無論是柯建銘聲討黃世銘，或挺王立委要求「平反」、黨內要求「鍘馬」，都是捨本逐末，錯把「政治正確」當成了「道德勝利」。是非淪喪，難道不比一次敗選危險？

處理王案的粗糙，印證馬總統政治手腕的拙劣；包括馬總統的用人，多位中央、地方官員和民代涉貪，都讓政府形象大傷。這些，都留下了「馬政府無能」之譏，但這也是「馬總統的失敗，不等於反馬者成功」的又一事例。

國民黨官員民代貪腐，通常很快就遭到黨紀處分；而民進黨民代或官員涉貪，黨中央卻常常選擇護航與力挺。因台糖弊案遭判刑的吳乃仁，台南市長賴清德以政治生命為其背書；涉及多樁關說的柯建銘，亦始終不見民進黨對他有任何處分；面對陳水扁的貪腐，民進黨更是全黨上下全力相挺，務求讓他保外就醫，甚至說他是「被迫害」的人也所在多有。談到貪腐，民進黨一點也不比馬英九理直氣壯。

不可否認，馬英九以其獨特的柔軟、拘泥和謹小慎微的潔癖，加上缺乏恩威並濟的政治手腕，使他在政治上無法廣交遊、剋政敵，不僅難以成為強有力的領導者，甚至不時成為政治受氣包，成為民眾集體「洩憤」、「怪罪」的對象。但是，馬總統因自我拘限而失去魅力，如果要說成是在野黨或黨內反對者的成功，則是倒果為因，牛頭不對馬嘴。至少，民眾要認清其間區別，辨明因果，才不致將希望寄託在錯誤的人身上。

當朝野政治人物紛紛把批判的手指向馬總統時，民眾要看到的，不應該只是一個人的失敗，而是台灣政治如何在紛紛擾擾中失去了方向與能量，以及朝野如何在權力爭奪中失去了問政的初衷。一個壯志難酬的總統誠令人遺憾，然而，若不能清晰識破那些倚靠國家膿瘡維生的人，人民的下一個選擇會更好嗎？

近年台灣經濟成長不如預期，企業加薪遠落後鄰近國家，實質薪資甚至倒退15年；勞工薪資水準和香港、新加坡、南韓的差距愈拉愈大，在部分行業甚至被中國大陸趕上。薪資凍漲及低薪問題造成民怨直線上升，也是去年11月九合一選舉國民黨潰敗的原因之一。面對明年1月總統及立委選舉的巨大壓力，國民黨力拚為全民加薪，所持理由是去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達到3.7%，稅收增加1,400億元，應該讓經濟成長果實為全民共享。這種出發點固無可厚非，但為勞工加薪是經濟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公務員加薪亦有經濟和財政現實的問題，過度簡化的政策思維可能造成很多後遺症，必須審慎看待。

首先，在企業加薪方面，勞工薪資主要是取決於勞動市場供需，國內低薪及薪資長期凍漲，追根究柢，主要歸諸兩方面因素：一是失業率偏高，勞動力長期供過於求，薪資當然漲不起來；二是經濟成長模式過於仰賴出口，又高度依賴「以大陸為工廠」、「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產銷模式，在國內創造的附加價值和就業的比重愈來愈低；企業利潤及僱用員工和國內生產脫節，苦果就是薪資長期凍漲。

要根本解決低薪及凍薪問題，必須從振興經濟及改變經濟成長模式著手，也需要政府展現決心和魄力並全面調整錯誤的經濟政策，才能逐步走出薪資不漲的惡性循環。至於政府對勞動市場的直接介入，應側重於矯正市場機制的不足，包括訂定合理的基本工資及勞動條件，以及強化勞工和雇主的議薪能力等，讓薪資能夠真正反映勞動價值。如果政府逾越界限，作過度干預，不僅達不到效果，而且可能適得其反。

勞工基本工資已確定自今年7月起調漲3.81%，將有助於推升基層勞工薪資上漲。而《勞動基準法》原本就訂有事業單位若有盈餘，對於勞工應給予獎金或分配紅利的宣示性規定，現擬議在《公司法》及《工廠法》硬性規定企業須將一定比例盈餘分配給員工，並在《勞動基準法》明訂罰則。這等強制性規定，嚴則必然傷害企業經營自主性，寬則形同具文，尺度拿捏不易。再者，以減稅方式鼓勵企業加薪，或許有些許效果，但最大後遺症就是企業為享受免稅優惠而調整其財務規劃及員工報酬支給方式，對受薪者未必有利。更重要的是，這些措施無助改變偏差落伍的生產模式，低薪及凍薪問題依然無解。

在軍公教加薪問題上，政府首須考量的因素是國家財政問題，80萬軍公教加薪3%，含已退休人員退休俸同步提高，每年國庫支出約增加200億元，在國庫拮据且各退休基金日漸接近破產之際，軍公教調薪的必要性和正當性，難免受到質疑。再從社會公平的觀點來看，目前中低階軍公教待遇明顯高於民間企業平均薪資水準，尤其是新進人員待遇普遍高於民間水準，在軍公教薪資結構未合理調整之前，齊頭式的加薪亦不符合社會公平正義。

明年是選舉年，軍公教加薪問題尤為敏感，為避免公務員又成為社會攻擊箭靶，倒不如延到明年大選後再作理性的評估及討論；否則，如果軍公教加薪不能帶動民間加薪，對政府和國民黨聲望將是雪上加霜。

初一一早，提前到松山車站，拿了一堆票問售票人員：「我的普悠瑪缺好幾段，松山到羅東也沒票，可以先上車嗎？」他看了看回說：「不可以。」再問，答案還是一樣。又去請教服務台，服務人員告訴我：「沒有松山站的票，不能上車，不過你進站去上上看。」兩次問答，沒準。

情急之下，不再問誰了，退了莒光票，用悠遊卡進站再說。幾分鐘後登上普悠瑪，車開動廣播響起：「本列車不發售無座位票，非持有本車次車票旅客，或使用電子票證旅客，請勿上車，以免依規定重新補票，並加收百分之五十票價。」廣播是國、台、客、英語各一遍。

聽過四語廣播再想想，終於懂了，為何售票口告訴我不能上車，而服務台又稍通融說「你去上上看」，他們都只告知一半，剩下的由我自行決定。

主動找到列車長，說明缺票情況。年輕的女車長告訴我，缺段的票價補完還得「加收」百分之五十，我當然照辦無誤。列車長很客氣，只補票、「加收」較長的一段松山到羅東共三三四元，較短的花蓮到鳳林一段就免加收了。處理完畢，她指引說：「第八車廂有殘障座空著，你可以去坐。」在單人的殘障座上，一路聽著「加收票價」的廣播，總覺得衝我而來，每停靠一站，再啟動時，一定再播一次，竟很無聊的全背了下來。

初四回程如法炮製，只買得到關山—鳳林的一段票，補段加「加收」，再付了七百五十元，但運氣不佳，沒有任何空位，從鳳林站到松山，在車廂間廊道席地而坐，普悠瑪快，一下也就回台北了。

到了松山站猛然想起，四天前刷悠遊卡進站，這張卡可能被鎖住，拿著加收補票證明找站務人員，他一看就明白，立刻解鎖。

這一趟普悠瑪之旅體驗到，乘客與台鐵之間要有「普悠瑪無站票」的默契，乘客如果「非站不可」，就得「加收百分之五十票價」，以一點五倍的車資「站乘」。不過，這個強迫式的默契，還真難以心甘情願。

國台客語廣播都說「加收百分之五十票價」，英語則是「百分之五十罰款（penalty）」。顯然，台鐵採取「分別對待」以免紛爭。然而，對本國乘客既不是加收「罰款」，則百分之五十是不是太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下比較合理，且應本國、外籍旅客一體適用。普悠瑪車廂間廊道寬敞，每節接納一兩位「不速之客」站乘，不會影響車廂乘客。

再說，某些不肖的業者蒐購普悠瑪車票，銷不出又退票，前一天退，扣百分之十手續費，當天退也只扣百分之二十。相較之下，加收「普粉」站客百分之五十票價，毋乃太過？

如果台鐵堅持百分之五十加幅不能改，是不是友善些，把廣播內容文字化，在各車站及車廂電子看板顯示提醒就好？

否則，不斷的廣播，對已購全程車票的乘客，不啻花錢買噪音受，而對站票乘客一再放送「加收」警告，也很煩人，都付錢挨罰了，還要忍受一遍又一遍的聒噪。

近幾年來，由於公務繁忙，並不常回花蓮與上人及慈濟師兄師姐接觸，但周遭的朋友，特別是醫療界，常常提起慈濟醫療體系的種種，正面的、負面的都有，這也使我了解，慈濟隨著組織的成長，面臨許多內部的挑戰及外部的檢視。

最近社會對慈濟有些批評，這是好的。對於慈濟這麼一個龐大且快速成長的體系，總會有些顧不到的地方或是灰色地帶；更何況，龐大的社會資源投注到慈濟後，社會對它的要求與檢視標準自然會比一般來得高。在這個大前提下，慈濟的行政透明化、財務報表的詳細表列，也確實有改進的空間，但這一切之外，其實也不必將慈濟妖魔化。

慈濟本著佛法概念，奉行忍辱波羅蜜，不直接回應外界的批評，但這也誤導外界將慈濟的沉默當成默認。有些人覺得，慈濟的水晶雕像必然是證嚴上人的塑像，但如果你有機會到花蓮精舍去看一看，許多比丘尼的身形、背影、臉龐，和上人都有點形似，這或許是耳濡目染的相互影響與投射。

塑像反映了眾多比丘尼的身形及面貌，實在不能說就是為一人所設；更何況，相由心生，你感覺他像什麼，他就是什麼。心靈的投射，往往會反映在所有的有相世界中，但對有相世界的決定，卻是自己。

許多人對慈濟的制服頗有微詞，對穿藍旗袍的批評最深，但或許很少人看到，穿著藍旗袍的委員們換上藍上衣白長褲蹲在地上鋪石板的情景，如果慈濟講究階級而反映在制服上的話，那為何沒有反映在男性委員身上？這也無非是女性本就喜歡有些變化，而不像男性那麼呆板。

眼前對慈濟的批評，還是著重於財務透明化以及土地使用正當性，慈濟確實有必要做得更公開、更容易被社會檢視，這也可避免慈濟為人所利用。此外，社會上常擔憂慈濟會不會成為斂財的團體，但「斂」字，是只收不放，慈濟在高雄氣爆時，第一時間到，最後一個走；多次空難發生時，不棄不捨地陪著生還者及家屬；當年納莉風災肆虐，更投入了無數的心力幫助家園重建。

在台灣，在世界，慈濟都無怨無悔地付出，那麼這個「斂」字，就顯得太沉重了。畢竟，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祥和的社會，每一個人，每一個團體，不論是宗教性的、慈善性的，或者是教育性的，都應該本著互相扶助、勇於指正的初衷，和諧地將我們的國家社會推向更好的層次。

我誠心期望，慈濟可以透過這一次的社會教育，為往後發展找到最適切的方向；而社會也將持續盼望，在風災水災再度無情來襲的時候，災民們可以有一碗熱米粉端在手上，暖在心裡。

祥和社會，是我們共同的期待。

台灣水資源管理，集中由中央統籌，地方政府可使力之處有限。中央負責水資源調度，名目上由經濟部水利署負責，可是水權未能集中，百分之七十的農田水利，由各地農田水利會負責，主管部會是農委會。缺水期為調度農業用水支援民生及工業用水，紛爭不已。環境資源部尚待立法院審查通過設立，在民心可用之際，務必統籌全國水資源，由改隸環境資源部的水利署，名正言順統一調度全國水資源。

缺水國家不僅台灣，以色列、新加坡，日本、美國、澳大利亞等部分地區，均長期缺水，如何因應？這些國家的做法值得借鏡。再生水技術、政策，相關法令制度，主管機關統一規劃、調度。類似研究報告，水利署、各大學水資源研究中心、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等不勝枚舉。政策如何制定，其實一清二楚，但主其事者缺乏遠見、魄力，文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文化，政策停滯不前。水資源主管機關林立，水價低落，不敷成本，人民當然沒有使用再生水動機。再生水條例草案制定花多年時間，令人不敢恭維。

政府最近實施大型工業用戶徵收耗水費，最快四月開徵水汙費，雖然八成廠商繳不到一萬，但仍有使用者付費、節約用水等功效。工業用水僅占全部水資源一成，占最大宗七成的農業用水，更有必要審慎規劃。台南鹽水農會推動酪農廢水回灌牧草，由地方政府及農會當成平台，具多重意義，值得推廣。

上水（自來水）、中水（雨水）、下水（廢汙水），一滴水兩次使用，已是缺水國家的不二鐵律。水再生技術、制度、法令、政策、主管機關，均有參考方案，卻是萬事匱乏。中央及地方均責無旁貸，台北、金門、馬祖等地方政府，均自行主管自來水業務。民國六十三年集合各地方水廠成立的台灣自來水公司，先後由台灣省政府、經濟部主管，即將改隸環境資源部。該公司部分股份仍由縣市政府出資，十二區管理處與縣市政府互動密切。除了自來水提供，以家庭汙水為主的再生水，地方政府負責汙水處理廠及汙水下水道業務，目前設立若干水資源回收中心。

環境資源部設立後，原屬經濟部的水利署、台灣自來水公司，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改為下水道及環境工程局），均改隸該部。雖然農田水利未能納入，但是上水、下水業務整合，有利推動再生水。地方政府除協助宣導節約用水，必然分擔再生水工作。

由水資源政策反映中央各機關林立，事權不統一的弊端。中央與地方分工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缺水固然自然因素居多，人為管理因素操之在己，必須坦然檢討改進。

這是典型的柯式直白發言，但在其他場合，我也聽到過不少高階政府官員說過類似的話，意思是他們不懂「性別」，也不敢招惹性別議題，在試圖理解、對話之前就高舉白旗投降了。台灣的婦女運動在制度化的成果上，跑在世界的前面，短短二十年間，通過了不少獨步全球的法律，也建立了全國性的監管機制，和這樣貫穿藍綠陣營官員的政治態度不無關聯吧？

這不是我第一次當面聽到柯市長說，妳們喜歡就好。但是我卻高興不起來，因為在民意如流水和民意多元化的今日，我不知道他所標舉的「民意」要經過什麼樣的方法和程序蒐集？代表性如何？究責性如何？他所信仰的價值為何？而性別牽涉到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社會議題，性別議題的範圍如何界定？

台灣的性別機制和法規很多，國內和從國外請來的性別專家很多，也十分權威，可以在會議中「垂詢」、「指示」，甚至聲色俱厲地斥責政府官員，把他們嚇得皮皮挫，但「性別」、「性別平等」、「多元性別」這些常常掛在口上的名詞卻始終缺乏充分的討論和定義。

無論聯合國、歐盟或其他國家的相關法規都清楚地定義「性別」或「性別平等」，而我國雖口口聲聲與國際接軌，在最基本的定義工作上卻脫軌了，避免下定義，卻又迂迴地改變國際通用的定義。在政府官方文件中，引用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定義性別主流化時，自做主張以「不同性別」、「多元性別」取代原文的「女男」；引用一九九五年世界婦女大會北京宣言時，加入了要求各國「以性別議題取代婦女議題」的顛覆性文字；翻譯ＣＥＤＡＷ（消除所有形式對婦女歧視公約）三大原則時，改寫三原則，增加一原則。

我相信這些極具創意的出軌行徑，在政府方面都不是有意的，只是大部分決策者和柯Ｐ一樣，放棄職守，讓聰明的腦袋變空了，盲信外部「專家」，最後結果是聽任民意決戰叢林，讓執行政策的基層公務員無所適從，行政機器空轉、資源虛耗。

但一年至少有一天，我們有權利問什麼是「性別」、「性別平等」？這些定義是怎麼來的？政策方向是什麼？

社會大眾對當前房市特別是房價的不合理都非常不滿，而對「房地合一，實價課稅」的落實有相當期待，政府也體會到人民的壓力，所以提出房地合一稅改方案。財政部經過一年多的研究且與各方共同討論，其成果方案原來要在去年底選舉過後提出，這也是當時江宜樺院長的承諾，沒想到選舉結果執政黨大敗，原要提出的版本也被決策當局認為對既得利益者過於嚴格，面對接下來的大選有相當不利影響，進而轉變為寬鬆輕稅的方向。我們不禁要問：如此轉變到底是對執政黨真的有利嗎？還是適得其反，對執政黨傷害更大？

尤其當我們了解到財政部最新方案只打擊到百分之一的極少家戶，如此為德不卒的稅改方案，竟然還要不斷給予寬鬆輕稅，公平正義在哪裡？我們如此大費周章的努力稅改與爭辯，真的能夠解決社會財富不公與居住不正義的問題嗎？

去年年底，「房市改革行動聯盟」曾經針對「房地合一實價課稅」進行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問卷調查，成功獲取五十份問卷結果。容我簡要說明幾項關鍵共識結果：一、九十六％贊成「房地合一實價課稅」原則；二、九十八％贊成充分「保障自住」與「抑制投機」原則；三、九十二％贊成不動產交易利得稅之稅率採「累進稅率課稅」；四、九十二％贊成不動產交易利得稅於「不動產交易時」課徵；五、七十四％贊成不動產交易利得稅與所得稅之間採取「分離課稅」。如此極高比例的專業共識應可讓決策者及社會大眾參考。

大家應該了解目前稅改方案已有相當的說明與溝通，各界反應與意見行政當局應已充分掌握，真正關鍵是決策者是否願意讓出多少妥協空間？如果認為還需要確認社會大眾而非專家學者對此稅改方案的意見，或許可以儘速進行問卷調查或網路資訊分析，而不是由財政部不斷再開專家學者座談會。此時是決策的行政院長根據財政部的專業評估分析，要作出決策、負起責任時刻。當然行政院版本送到立法院後，立法院還是會再透過公聽會及立委朝野黨團協商，方案版本還有可能再修定，然而這已是立法院要負的責任了。此時此刻，我們深切期盼行政院儘速拍板定案，展現行政決策當局的態度與決心，讓房地合一稅儘速通過實施。

我就是柯市長口中所謂「進口」來的外配，初嫁來台灣時，碰到鄰居，聽得最多的問話就是：小姐，你從哪裡來？妳老公娶你花多少錢買你來的？我也想跟我家某某娶一個，你可以幫忙介紹嗎？需要多少介紹費？聽在耳裡，猶如一根針直衝心臟死命的扎下去，痛得我真不知該怎麼回答才好。

常常聽到夫家是大家族的姐妹哭訴：難得一年一度的家族聚會，本來想跟妯娌們閒話家常，增進感情，無奈卻遭其他妯娌們有意無意在言語上的霸凌和奚落，最後不歡而散。後來她們只要聽到家族聚會，都避之唯恐不及，談「聚」色變。

後來隨著孩子的出生，在談話中，當對方一聽到我的「鄉音」時，馬上轉變態度地說：哦，原來你是一個「大陸妹」啊。此時母以子貴的我，將孩子抱得高高的，義正嚴詞的反駁道：請別叫我大陸妹好嗎？我現在是「台灣郎」的媽，三十年後就是「台灣郎」的阿嬤啦！

台灣為移民社會。以前的美國，不是白人也會歧視黑人嗎？現在卻產生了一位黑人總統。在幾十年後的台灣，說不定柯大市長現在的辦公室也有新住民之子進駐，更難保也會產生新二代的總統了。

敬請柯大市長「金口」留情，別再有所謂「進口」和「內銷」之分了。

高中籃球員體能處巔峰但球技尚未成熟，憑一股熱情將生活重心置於籃球場上，其所展現出的非只有個人技術與鬥志，而是團體戰力和榮譽。這是在兼顧社團、愛情及其他瑣事的大專學生，乃至是為薪資待遇和個人前途的成人球員所欠缺之特質。

無論是擁有數十年歷史的傳統籃球強權高中，或是近年新興的籃球學校，因校風各異，再搭配教練的執教思維，都樹立起各自的風格。無論是純樸紮實的穩重、活潑奔放的不羈、儀容一致的嚴謹等，都讓球迷因為該校的特殊風格支持數年乃至數十年，慢慢形成每年固定之習慣。

如何將由高中生所燃起的籃球魂加以延續，則是政府與相關單位必須重視的議題。

筆者建議，每年夏天所舉辦的威廉瓊斯盃是個可提供優秀高中生球員的舞台，讓全國優秀的大專生、高中生及旅外念書的學生球員共同組成一、二隊中華幼隊，與各國籃球高手交手，除了可磨練球技、提升抗壓性外，更可增加其榮譽感與對國家之認同感，也讓全國球迷多些機會關心台灣籃球，一舉數得。

這個貼文來自護理品牌多芬的官網，是「說美麗的話」（#SpeakBeautiful）行銷活動的一部分。她們運用即時傾聽軟體，觀察網路上被鄉民廣泛使用的關鍵字。令人難過地，其實「令人作噁」只是典禮過程裡排名第四的負面關鍵字，「厭惡」、「醜」、「可怕」等字，出現的頻率更是超過十倍。不少在鍵盤後面的俊男美女們，看到姿色遠遠不及自己的好萊塢明星們，顯然很會妥善運用網路匿名的隱蔽性，積極放射出負面的批評。

社群網站占據大部分用戶的上網時間，是這一兩年發生的快速轉變，網路行銷跟企業聲譽管理的「即時性」因此變得十分重要。廠商用各式傾聽軟體，在雲端上監控網路海洋的關鍵活動，這些工具除提供即時資料的截取與分析，還有直接參與傾聽對象對話的功能。而傾聽工具配合大數據（Big Data）運用更是威力十足，像多芬統計二○一四年在網路上對女性的惡意文字攻擊，發現竟然光在推特上，就有幾百萬次，因此在奧斯卡的時段推動「說美麗的話」活動，希望人們在下筆之前，想想可能對別人造成的傷害。

類似的行銷活動，在幾星期前的美式足球超級盃也出現過。寶僑集團的衛生棉廠牌花近三億台幣的六十秒廣告，讓幾個小女生告訴大家，被別人說運動時「像個女生」（#LikeAGirl）其實是很傷人的性別歧視，甚至是女性成長過程中放棄運動的主因，結果成為本屆超級盃最受關注的廣告，不但立即被幾十萬人分享，在社群網站上更獲得超過八成的讚賞評價。

不管是護理品牌，或是衛生棉廠商，她們都希望在行銷商品之外，讓人們能夠藉由這些廣告，有機會重新思考負面言語的影響。

你知道嗎？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網路把我們每個人的黑暗面全都帶進世界：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們一定說了很多不會在別人面前說的話，做了很多不會在別人面前做的事；從運動球隊、影視明星，到政治人物，大家彷彿有吵不完的架，有用不完的惡毒言語。從前暗地寄個黑函要花幾天用雜誌剪貼，免得被人認出字跡，現在只需要幾分鐘的時間，我們的生活因此變得完全不同了。

然而，這也可能會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因為新的科技，人們即將漸漸學會，沒有一個人能夠真正匿名，也沒有一種傷害不是真的。我們會愈來愈知道，每一次的惡意批評，不但會在別人的生命裡造成傷痕，也讓自己永遠背負黑暗的印記；我們更有機會聽見，一些我們以為沒有惡意的話語，其實會造成嚴重的傷害，尤其是對種族、性別、性傾向、宗教、外貌，或是階級的歧視言論。

知道這些事情之後，接下來就要看我們自己了。或許，從現在開始，大家可以試著「說美麗的話」，我們的世界，就會慢慢變得美麗起來。（作者為運動文學作家）

車站工作人員管制流量，出少進多，難怪站裡人山人海，愈晚愈嚴重。

台中市長林佳龍呼籲民眾平日就來，不一定要假日前往，理論上的官話而已，本來假日有空的人就遠多於平日啊。無論如何，請賞燈民眾「早進早出」，接駁燈區、停車場間的遊覽車，以及新竹、嘉義間的火車區間車，應適時機動加開，人潮就能疏散得快些。

對照其他類型非營利組織，宗教性團體更凸顯的是認同從眾的心理機轉，特別是藉由宗教加持導引出來的護持力量，使無論是主動勸募或被動捐給的非對稱性關係，不能全然訴諸透明、外部的制約管理規範等工具理性。因而，在制度的操作層次上，諸如勸捐金額、財務會計、稽核管控、支出資產、盈餘分配、公益責信等的有限理性，又要如何對應於神聖轉換過程裡的超越理性及其比例原則的衡平關係？

對於「慈濟風暴」的現象解讀，不能只局限在某一特定的宗教、非營利組織或宗教類非營利組織，而是該項「高度自律、低度介入」的運作精神，是否有回到使命宗旨的肇始理念上？誠然，標舉緣起與緣滅的俱足因緣，又要如何保有因果行事的隨緣信念及其科層組織行動之間的貫通？而兩者之間可能的落差甚或斷裂，更是所有非營利組織要共同面對的課題。

進一步思考，從神聖魅力出發的非營利組織，是否也有朝向某種專斷主義的發展之虞，以至於讓無限擴充的組織版圖，忘卻了彼時克難廝守的初衷？

利他、利己與利社會的公益責信，要彰顯的不是行善施捨或救濟贈與，而是一種施者與受者以及我群和外團體，彼此互為主體性的照應互動。倘若無法用以提升生命共同體的文明化內涵，那麼無論是宗教或是宗教類非營利組織，已然掉落某種我執主義的諸相虛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