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餘年的英國殖民,
讓香港擁有中西文化兼具、
福利良好的特色;
經濟開放、市井繁榮的背後,
隱藏著弱勢新移民日增、
貧富差距日深的現象。
在暗角,有人在等待著那藍色身影的到來——
勤快的步伐、傾聽的神情,
彷彿月光溫柔地撫觸著,
那渴望愛的心靈……
走入這棟有五十年屋齡的政府公屋,典型的香港印象印入眼簾——一條幽暗而長的陳舊走道,十幾戶人家鐵門緊閉,其中一道門後便是周玉蓮的家。
隨著這位香港慈濟志業開路先鋒進入屋內,她找出舊相本,指了照片中亮麗的身影,那是二十年前,她剛認識慈濟時,三十多歲的模樣;而今頭髮花白、衣著樸實,但唯一不變的,是那顆熱切的心。
因為一本介紹慈濟的書籍,讓她跟著一群朋友專程飛往臺灣花蓮,走進靜思精舍;當年只聽得懂幾句普通話的她們,在此找到內心深處的答案,並且發願將慈濟的種子帶回香港播下。
一九九四年,她承擔了志工招募組長任務,但之前她連一次志工都沒做過;然而沙田醫院接納了他們,從病患關懷開啟悲心,十八年來持之以恆,院方將每年十月的最後一個週日訂為「慈濟日」。
為了讓更多人認識慈濟,他們走入國際盛事香港書展,從寄居其他出版社的一張桌子,到如今二十張桌臺的陣容展示慈濟出版品。當年跟著周玉蓮推展慈濟人文的李燕珊說,她們就像清兵在胸口掛了一個「勇」字,大家只有一個心念——多一個人看上人的書,就會多一個人心靈淨化。
她們拉著一箱箱的書籍,走入學校、機構推廣清流。有次到青蓮臺的漢華中學,拖著兩個裝滿書的箱子,爬上兩百多級石階;還有次到贊育醫院擺書攤,位置就在洗衣房門口,忍受燠熱,但幾小時只賣出一本書。
那分勇往直前、使命必達的精神,可以從周玉蓮放下如日中天的保險事業、投入志業的決心可見一斑。
過去二十年,她與一對兒女居住在這大約十八坪的家中,曾經有機會換購更大的公屋,兒女也十分期待有自己的房間,但就在她提領現金要去下訂的當天,聽聞慈濟正為尼泊爾水患募款建房;她想:「房子有得住就好,比起沒家的受災戶而言,我已經很幸福。」於是她把買房的款項全數捐出。
「回到家,女兒問我新家是什麼樣子?我說幫我們三個人各買了一棟不一樣的屋子。」周玉蓮笑說,兒女當時年紀小,還埋怨了她好久;直到年歲增長才明白母親當初的決定,是因為對人懷抱濃厚的愛。
周玉蓮在兒女成家搬出去後,打通臥房與客廳作為工作空間,而另一間臥室則存放了大量的慈濟書籍、光碟。這小小斗室,守護著周玉蓮大大的願力,走出慈善、人文、醫療等慈濟志業發展。
嬋姊生命最後的半個月
周玉蓮拿出一張泛黃的紙本紀錄,有著她的手寫字跡,那是第一個關懷個案嬋姊的故事。
嬋姊是位保母,照顧過很多孩子,一生未婚的她,九十多歲住進位於馬鞍山的沙田醫院,因久病厭世,她不吃不喝、不說話,希望能夠早一日離開敗壞的身體。醫護人員苦勸無法得到回應,於是商請慈濟幫忙。
幾位住在附近的志工,開始每天輪流熬粥帶進醫院,陪嬋姊說話、幫她按摩、餵她喝粥,周玉蓮說:「她也是不理我們,過了好些天後,開始願意與我們說話,細數她從前帶過的孩子,並且喝我們帶去的粥。」關懷了半個月,一天嬋姊醒來,便要求護士幫她梳洗,之後吃了飯,輕聲地說:「我累了,想睡一下。」那天,嬋姊就在睡夢中安詳往生。
「嬋姊生命最後,因為有慈濟人陪伴而不孤單,也給我們上了一課。」周玉蓮說。
公立沙田醫院有二十一年歷史,成立之初照養近百名老人家;醫療費用由政府負責,但卻少有親人來訪,也沒有團體關懷,讓前去探訪的周玉蓮與陳恩妮感觸很深:「為什麼孤兒有人認養,老人家就沒有呢?」她們獲得院方同意,擬定每週訪視企畫。
周玉蓮笑說:「已經答應院方了,才開始想人力從哪�來!」一九九四年,香港慈濟聯絡處剛成立一年,有志工擔心:「我們不過十多人,怎麼有辦法關懷九十九位老人家!」周玉蓮詢問住在馬鞍山社區的凌佩文:「和你一樣早晨不用趕著上班,參加太極社團的人多嗎?」凌佩文說:「很多,我們運動完就會相約茶樓飲茶。」
周玉蓮於是去茶樓「開講」,從上人的故事講到慈濟世界,再講到花蓮慈濟醫院首任院長杜詩綿的奉獻,感動了這群太太,願意參與沙田醫院的服務。
招募志工的同時,周玉蓮也頻繁往沙田醫院跑,逐一記錄老人家的身體狀況與需求,手寫整理成一本本檔案夾,希望讓大家更貼近老人家的心;而當時的院長劉浩,替這群新手志工安排培訓課程,邀請專業人員從推輪椅、與院友對話教起,最後通過測試、領得證件才能上線服務。
這二十多位家庭婦女組成的志工團,就在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五日,浩浩蕩蕩走進沙田醫院關懷院友。
SARS襲港的危機年代
最初幾次醫院探訪,志工們面對病弱或者失智的老人家深感無力又挫折。
「那位公公只是一直流著口水,我和他交談好像和空氣說話。」「婆婆對我的問候都沒有反應,這樣的關懷真的有用嗎?」……
周玉蓮分享了自己的經驗。一次到院與社工討論事情,恰好一位婆婆的尿布用完了,護理人員打了數通電話通知,婆婆的女兒姍姍來遲,將尿布往婆婆身上丟去,咆哮著:「現在是世界大戰了嗎?為什麼這樣催我!」婆婆瞬間滑下眼淚……
「我知道,婆婆的內心深處一定很悲傷,只是她說不出來!我們的陪伴,公公、婆婆們一定感受得到!」於是志工彼此分享經驗,相互提醒「付出無所求」。老人護理科病房的張少瑛護理長說:「當初,聽到不少醫護人員抱怨志工穿梭病房、陪老人家聊天,只是在阻礙工作。但是時間一久,大家都發現,老人家的情緒變好了,才理解志工的陪伴是有益的。」
有志一同到院服務的人愈來愈多,每當假日或特殊節日,志工還會帶上兒女,歌唱舞蹈與病患同樂;長年關懷受到信任,志工也不時接到醫院同仁打來的求助電話。
當年坐在那幫飲茶婦女之間,馮少蘭與馮少群姊妹聽著周玉蓮所說的慈濟故事,不假思索報名參與,「她的表情很真誠,直覺她不會騙我們。」她們不僅自己投入,十幾年來也號召家族成員當志工。
「沙田醫院的探訪,教會我們很多事情。」馮少群說,表面上陪伴院友,付出過程中得到更多;多年後,父親因病臥床,她們與妹妹馮少蓮純熟而貼心地照顧,直到爸爸往生都不見身上有褥瘡。馮少蓮說:「如果沒有做醫院探訪,我們不曉得怎麼面對生病的老人家。」
在周玉蓮的記憶�,十八年的沙田醫院關懷,只暫停過一年,那是二○○三年,在廣東、香港和越南爆發的SARS疫情,蔓延二十餘個國家地區,香港頓時成為全球新聞焦點。
周玉蓮說:「SARS看起來是疾病,但我卻覺得是心靈病毒。」人與人之間相互防範、疏離,醫護人員更面臨極大身心壓力;於是志工主動與照顧醫護人員的醫院管理局「心靈綠洲」機構接洽,透過他們將慈濟愛灑人間的音樂光碟、隨身聽以及手寫的祝福小卡送給前線醫護同仁。
疫情舒緩後,站在前線的醫管局主管卻面對輿論壓力而辭職下臺;志工送上卡片和上人著作,鼓舞切莫失去信心,收到這分禮物的高永文醫師,因此認識慈濟,更感動於上人對醫療人文的重視;爾後透過他的建議,慈濟開始在被喻為「悲情城市」的天水圍展開關懷,踏出香港慈濟醫療志業的第一步。
悲情城市的陽光使者
香港西北方新界區、緊鄰深圳的天水圍社區,矗立著政府大量興建的公營房屋,「由於屋價便宜,許多年紀較大或社會競爭力較差的香港男子,到大陸娶了妻子後,便居住在此;老夫少妻之間常有隔閡。」志工吳賢林說,許多低收入的家庭倚靠著政府綜合援助金,雖得省吃儉用,但不至無法過活,卻經常發生家庭暴力事件或是跳樓輕生的社會案件。
二○○八年,慈濟志工首次走進天水圍舉辦健康檢查,慈濟人醫會醫師初步問診,評估是否寫轉介書讓居民得以到醫院詳細檢查;志工也接受政府「家暴會」、「婦女組」等單位轉來的個案,進行長期關懷。
慈濟人醫會聯繫人馮少蓮,戴著口罩與耳機,來回奔走在天水圍義檢會場,關照著所有醫護人員的情況;「雖然每三個月一次義檢,但幾乎每天都花心思在籌備規畫中。」從場地申請、聯絡人力,到義檢前一天打電話提醒居民隔天的活動,她笑說:「有次忙到深夜,還在和施頌鈴通電話討論,她一邊在洗碗,我則一邊在幫先生剪頭髮。」
如此投入,是因為她面對這群身居異鄉、與自己年齡相仿卻走不出心靈牢籠的婦女,深覺有人陪伴很重要:「有時我們只是扮演傾聽角色,便可以讓她們感覺到有人關心。」
女人們來港築夢,卻因語言隔閡、年齡差距等因素而夢碎;志工實際接觸,發現她們的需要其實很簡單,「她們也想融入香港社會,最想知道的就是香港人如何生活?香港料理怎麼做?我們就是聽她們講,透過家常對談,讓她們抒發情感,心底話講出來才有辦法協助解決難題。」馮少蓮說。
來自廣東的鍾彩紅,十二年前與香港丈夫結婚,在家鄉生下雙胞胎兒子,直到孩子就學年齡才移民來港,一家團圓。但夫妻經常口角,八十高齡的先生更是暴力相向,孩子住進庇護中心,而沒想到她在工作時,竟遭人縱火燒傷。
因傷失業的她,依靠著傷殘金和孩子的綜合援助金度日,心懷憎恨以淚洗面;直到志工在二○一○年發現她,先是給予二手家具改善起居品質,並到庇護中心照看兩個孩子的學習狀況,也關心她回診就醫情況,並補助醫療費用。
在志工的關懷下,鍾彩虹生活逐漸穩定,也接回孩子同住。她說,在香港沒有朋友,受傷後更是不敢面對人群,封閉自己,就像是被關在牢�,每當志工來訪,她彷彿被痛苦釋放,看見一點陽光。這兩年多來,她偶爾仍會陷入情緒泥淖,但已經能夠走出家門打工,「我很謝謝師姊來陪伴我,聽我訴苦。」
新移民家庭舉目有親
三年來慈濟在天水圍的醫療服務獲得肯定,今年獲准進駐政府籌辦的社區服務中心,將以更多元的方式深入關懷。
而曾經服務沙田醫院的社工,轉任到深水?地區,向志工通報了該區的貧苦交迫:「年輕人失業、學童失學、老人家失依。」
老區深水?的居住人口,大部分是新移民,不僅收入低,很多人也不符合綜合援助金資格,還有青少年面臨失學危機,於是志工將義檢帶進深水?,並且於二○○九年開辦安心就學計畫,由學校提出需要協助的學生名單,再由志工家訪後決定補助金額;目前服務範圍擴展到全港十八區,三年來總計資助約三百五十四人次。
跟著梁雪渟的腳步,我們遠離熱鬧的旺角購物商圈,來到一棟老舊的公寓,循著狹窄的樓梯而上,一層樓有兩個單位的住房,然而左邊這個單位卻被隔成三個更小的房間。
梁雪渟打開有著綠色門簾的那間小套房,�面擺放著上下鋪、一張書桌,勉強再區隔出一個極小的廚房及衛浴,不到三坪的空間,我們一行四人加上梁雪渟就填滿了。這是她與媽媽棲身之所,一個月三千元港幣(約新臺幣一萬兩千元)的房租,幾乎等於她在便利商店上大夜班的月薪。
從廣東移民來港未滿七年,梁雪渟和媽媽尚未符合申請公營房屋的資格,工資所得也不足以支付昂貴的房租,只得犧牲生活品質,屈身在這樣的房中房;而和她們一樣的人並不在少數,不難看出香港地狹人稠與貧富差距。
梁雪渟就讀初中時,父親罹患肝癌末期,家中頓失經濟支柱繳不出學費,她也險些休學,後來老師提報與慈濟志工相識,解除燃眉之急。
「剛剛過完年,父親便在醫院往生了。」梁雪渟想起當時的驚慌失措,眼眶紅了;她與母親在香港舉目無親,唯一想到的就是慈濟志工。「我們打電話到慈濟分會去,志工們馬上就來醫院。」志工不僅協助處理後事,並且持續關懷母女倆,不時到家中探望;曾經梁太太因病無法工作,慈濟也提供應急金。
現在,梁太太重新回到工作崗位,梁雪渟這學期則選修了幼兒教育,「希望能夠成為幼教老師,所以現在要開始存大學費用。」
趁著開學前,慈濟志工顏彩雲趕著替梁雪渟送來助學金,讓她繳出高中學費。「和他們就像家人一樣。」梁雪渟擦去淚水,挽著顏彩雲,親暱如母女。志工則叮嚀她雖然為了賺錢犧牲睡眠,但還是要注意身體健康,「安心讀書,有什麼困難都可以跟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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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閱十九年前的相片,一群婦女排排站在上人身邊;一個個辨識,依然是今日奔走在香港大街小巷的面容;而個頭嬌小、已經當祖母的馮少蘭,還有個「監護人」的工作。
在沙田醫院關懷時所結識的雪芳婆婆,出院後沒有家人照料,獨居的她外出經常會迷路。多年前,醫院社工向馮少蘭提起,可不可以將馮少蘭列為她的監護人,代為照顧、代領生活津貼;馮少蘭欣然應允。
每當雪芳婆婆走丟了,就會有人按照她身上帶著的電話號碼,打電話給馮少蘭,「不論我人在哪�,都會去把她接回家。」年近九十歲的雪芳婆婆,身體狀況不斷,但是馮少蘭不怕麻煩,有時候馮家姊妹還會帶上全家人到婆婆家中熱鬧熱鬧。馮少蘭說,早就把婆婆當作自家人,「只要婆婆認得我們,我就很高興了!」
走在香港街頭,身旁人群一張張臉讀不出任何感情;地鐵人潮洶湧,車上空間擁擠,人與人之間毫無距離,卻仍是有辦法各看各的報紙、分秒必爭……但每每跟志工接觸,他們對陌生人的熱情和耐心總令人驚訝;雖然香港社會福利健全,慈善組織密度高,但他們以慈悲的觸角察覺苦難,以生命走入苦難者的生命,走出一條慈悲之路。
「香港人有很多生活娛樂,喝茶、逛街、看電影……但你可以選擇物質享受,也可以選擇心靈富裕。」周玉蓮說,那些享受會過去,但志工路走來的風光卻歷歷在目;現在她對生活沒有其他要求,只求天天做慈濟,因此兒子經常笑說:「媽媽除了沒把床搬去慈濟,什麼都是慈濟的了。」
周玉蓮說:「好像付出了很多,其實是收穫了很多;如果沒有慈濟,我們怎麼能有這麼多的心靈資糧?」
(資料提供╱陳悅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