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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總統說，陳水扁二○○○年就任總統時，也表示要開放三通，推動兩岸和平；陳水扁之所以沒有做到，是因「被黨內的力量綁架」，使其「有志難伸」。這是指出，民進黨兩岸政策的困境，其實主要是黨內鬥爭的「溢出」效應所致。

二、馬總統說：「不論下一任總統是哪一黨執政，面對的情況是一樣的；現在有些事不趕快做，到時就拖得更久。」他說，「在我任內，兩岸關係當然還是有可能再往前走」，就是想要為不論誰當下任總統都「趕快」留下一些政治資產，讓接任者「概括承受」。

蔡英文競選總統的聲勢頗高，她對馬英九的觀點應當細心體會。在民進黨仍全力杯葛泛ＥＣＦＡ架構時，馬英九若心存等著看戲之私念，其實儘可聽任民進黨自墮陷阱、噬臍莫及，何必諄諄提醒「現在不趕快做，到時候就拖得更久」？現在，「要不要拖得更久」，馬英九已把球拍到蔡英文的球場中。

馬英九說：「台灣只有一個，未來只有一個。」因此，「不論下一任誰當總統」，都不願見「台灣」與「未來」受傷。如果蔡英文猶聽不出馬英九的善意，其後果恐怕不止是「到時候有些事拖得更久」而已。

台灣若是一架飛機，「兩岸政策」與「其他政務」可喻為兩部相互支撐的發動機。看蔡英文的初選談話，仍是空心菜，大談「其他政務」，但「兩岸政策」的發動機卻仍在「順槳熄火」的狀態，她能從馬英九的贈言中得到啟示嗎？

回顧馬總統第二屆任期近三年來的挫敗連連，大致可歸納為三種類型。第一，是政策推動的窒礙：例如證所稅、兩岸服貿協議、食安危機、油電價雙漲、九年國教和核四商轉等問題，其中有貪功躁進，有溝通不良，有行政荏弱，當然也有在野杯葛；第二，是政治處理不當演變成為政治危機，例如王金平關說及黨籍案、張顯耀洩密案、洪仲丘事件及太陽花學運等，都是在第一時間對形勢研斷失準而出手錯誤，或因程序失當而深陷泥淖，甚至失去話語權；第三，是用人失當：例如林益世、賴素如操守不良卻受拔擢，若干學者、專家缺乏膽識卻獲重用，張顯耀與王郁琦之同室操戈，乃至治國嚴重偏聽使進言管道封閉。這些冰凍三尺，均非一日之寒所致。

馬總統上任之初，擁有那麼高的民意支持，在國會也擁有絕對多數；但倏忽之間，權力與理想紛紛落空，且在強大的民怨下變得寸步難行，其間變化之謎，讓人好奇。

分析上述三類挫敗危機，有很大的因素是馬團隊「執政力」不足所致，而這反射到領導統御層次，則是馬總統個人的眼高手低。簡言之，馬總統喜歡高談理想、高談改革，卻忽略了台灣要走向他所描繪的願景，需要有各項社會條件和民意的支撐，否則不足以成事，且引致反彈。作為元首，他應該做的，是運用政府公權力及國家資源，為此一理想打造出各種可行的階梯，設法排除可能的障礙，同時喚起民眾的支持，而不是訴諸空談，以為可一步到位。遺憾的是，馬總統今天談起他「絕不跛腳」的心志，言下仍然十分輕鬆；問題在，他似乎仍然不理解，現實與理想的落差不能光靠著勇氣或宣示來填補。

事實上，如果有人說馬英九是歷任元首中是最「天真」的一位，應該不會有人反對。從正面看，「天真」是稱許他心思單純；但從反面看，這個詞也充滿貶意，包括：他空有滿腹善意卻不知如何實現，手中掌握莫大權力卻不知如何用來造福百姓，駕御著強大的國家機器卻屢屢使自己受傷重創，極力清廉自持卻獲取不了人民的信任。可以說，馬總統高坐在政治的頂峰，卻不知道如何駕御政治，甚至因為鄙視政治而困於政治，這是他權力與理想雙雙落空的問題根本所在。

以張顯耀案為例，最足以說明馬總統這種偏好「空談」卻力不從心的現象。馬總統接受本報系專訪時，再度以「啄木鳥抓蟲」為喻評論此事，認為張顯耀是次長層級的高官竟把資料提供給外人，最後流入對岸，這在行政倫理和公務法紀上都不可能容許；但北檢卻不起訴，太不可思議。馬總統似乎忘了，授予張顯耀海陸兩會雙重權柄的人，正是他自己。如果出事時覺得張顯耀的行為不可容忍，大可以採取政治處置直接調動或免除其職務，或移請國安或政風單位徹查，務必不能讓他再有接觸機密及洩密的機會。但馬總統捨手中人事任免的政治途徑不為，卻讓此案送進地檢署，而司法偵辦結果則是倒打自己一耙。

試想，這樣的結局，不正是大刀砍王金平卻遭反噬的同一覆轍？張案和王案一樣，馬政府都握有兩人違失的證據，不論是洩密或關說，也都是民眾覺得不可縱容之事。遺憾的是，馬政府無法把握政治處理之巧妙分際，卻讓整個事件被導向硬梆梆的「司法審判」，最後不僅社會正義模糊了面貌，連自己權力的正當性也隨之葬送。馬總統是習法出身，或許迷信司法能還原社會正義；殊不知，他在政治戰線一再躑躅，其實輸掉更多道德信念和社會價值。

環顧今天台灣的虛無氛圍，藍綠的對峙、在野黨的抹黑、人民的瞻顧，或都是主要因素。然而，馬總統政治手腕拙劣、徒託空言卻無法實踐，屢屢給對手可趁之機，同樣難辭其咎。馬總統要奮起再戰，請先面對自己「多空言、輕現實、易退縮」的缺點吧！

去年來台灣旅遊的人數達990萬人，陸客近400萬人次，金管會希望金融業利用華人地區高端客群來台旅遊的機會，提供理財服務。為方便境外客戶，金管會將鬆綁外國人只要持護照就可以在台灣開戶，同時正在修改相關辦法，最快今年第2季將開放銀行有條件申請在機場及港口設立服務處，就近提供境外客戶開戶或進行財富管理，金融業者將可針對以陸客為主的境外人士銷售衍生性金融商品、高收益基金，以及投資型保單等。

過去政府曾經制定過相關政策，也著眼於國人海外資金回台灣進行財富管理，然而即使在遺贈稅降為10%後，成效仍然相當有效，主要原因是，台灣的有錢人熱中於投資境外基金，銀行業的理財業務最明顯的是境外基金，目前資產規模超過3兆台幣，還大於國內投信公司所發行所有基金的資產總額。這些由國外金融業來台發行的境外基金，僅是將銀行業視為通路，而未將基金投資決策與操作設在台灣，因此並未提升台灣的資產管理能力。

根據Deloitte會計師事務所最近發表的調查資料，香港財富管理規模自2012年超越新加坡成為亞太最大財富管理中心以來，兩者差距不斷擴大。由於跨境資產管理成長快速，香港財富管理規模自2011年3,400億美元增加至2014年6,400億美元，漲幅為88%，每年成長率為23.5%；而同期新加坡財富管理規模則從3,600億美元成長至4,700億美元，增幅為31%，每年成長率為9.3%。

為何香港能夠快速成長？香港由於擁有進入中國大陸資本市場的龐大優勢，以及協助大陸富豪理財的國際資產配置業務；而新加坡具備臨近東協和南亞市場優勢，目前發展成為固定收益、大宗商品及信貸業務市場，星港各擅勝場。

台灣要利用華人地區高端客群來台旅遊的機會，代為理財，建構亞太財管中心，目標是很遠大，但執行策略卻不足。

我們認為要建構亞太理財中心的核心能力，絕對是金融業的資產管理能力，而且必須面對香港、新加坡的競爭。華人地區高端客群會來台旅遊，也會到香港、新加坡，為何他們要在台灣進行財富管理？香港、新加坡的金融商品種類多元、國際資產配置精練，同時私人銀行業可進行家族財富管理、企業傳承與遺產規劃，而台灣的優勢在那裡？台灣「淺策略、高目標」，如果又淪為利用台灣的通路價值，還是賣外國金融業設計的商品，仍難壯大台灣金融業的資產管理能力。

因此，台灣金融業OBU、OSU、OIU未來初期可能還是引入境外商品，因為過去被要求是外幣計價商品、不能連結台灣資本巿場，在此限制下，台灣金融業發行外幣、連結外國商品，當然比不上外國金融機構。海外華人在來台灣理財需求的是購買連結台灣資本巿場或台幣商品，因此我們建議中央銀行、金管會可考量開放OBU、OSU、OIU發行可購買連結台灣資本巿場或台幣的商品，同時可以賣給包含大陸人的境外投資人，如此才能與香港、新加坡有所區隔。再者，為了長期發展，培養金融業的資產管理能力是必備的，政府可結合金融業者，學習新加坡設立資產管理學院，有秩序引進國外專業人士，提升金融產品、服務的創新能力。

台鐵諸多問題，都和虧損有關；台鐵累積虧損高達1100億元，龐大虧損、沈重的退休金負擔，讓台鐵多年來無法聘用足夠人力；想處分土地資產、調漲票價改善財務，卻總是卡在立法院和其他機關。

但有限人力不斷超限使用，也讓台鐵大小事故不斷；去年海線龍井段撞死兩名道班工意外，就是因為少一位「瞭望員」，但這樣不幸，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

台鐵長年虧損，讓政府一度凍結鐵路特考，台鐵員工人數也從近2萬人，降至去年的1萬3000多人；但花東電氣化、台鐵捷運化讓客運量大增，2008年平均每天有48萬人次搭台鐵，去年上升至63萬人次。

2008至今台鐵恢復鐵路特考，但新進人員報到率低、到職三年內離職人數居高不下，讓台鐵員工年齡嚴重老化；長年人力不足、高壓工作，終於讓火車駕駛決定不再沈默。這次降速行動，有超過九成火車駕駛響應，雖然抗爭只有一天就喊停，但已影響眾多搭車民眾。

要解決台鐵問題，必須先解決逾千億負債，但這得由國庫清償負債，再決定是否讓台鐵公司化或民營化。唯有拋開千億元負債、改變公營模式，百年台鐵才有可能提高營運效率、徹底改頭換面，屆時要漲票價、想加人力，也有更大空間。

台鐵財務和人力問題能否釜底抽薪，端看政府態度；但台鐵上下也必須正視，大眾運輸不該拿民眾當酬碼；若為了爭取自身工作權益，動輒犧牲民眾權益，失去民心的抗爭，也會失去社會支持和正當性。

筆者常提醒年輕人多陪伴長輩，但看到大多數人必須在外地工作養家的現實，不禁憂心：七十六萬失能者及兩百廿十萬高齡者的家庭，若照護不足，將牽動多少親友？

去年商業周刊「隱形照護兩百廿萬人離職風暴」指出，未來五年內大量中堅人才必須「日上班、夜看護長輩」蠟燭多頭燒，五分之一將被迫「照護離職、提前退休」，產業陷入人才荒的國安危機。這已發生在已開發國家。

政府十五年前的長期照護政策支票嚴重延宕，本土長照產業成長極慢。其中有些迷思：提供照護的部分「非營利組織」反對「營利企業」投入長照市場，但現實供給遠遠不足、不符多元需求；亦有人指責「外籍看護搶本勞工作」，現實卻少有本勞願投入。

依台灣人口及產業結構，長照政策應「取中」：本土與外籍看護資源互補、開放企業投入擴大供給，才可能形成較平價的照護體系，支撐更多中產家庭及弱勢者。

當政府終於面對現實、政策突破，利益團體卻欠缺互信、擔心既有資源受影響；各團體「合力」未推進總體幸福，反而相互抵消、原地踏步。期望立法委員、利益團體，除了數據、理論外，能耐心理解、體驗「一日家屬」的處境，尋求可行解方。

例如，在罹患肌肉萎縮症的楊玉欣等立委溝通下，政府有意鬆綁對外籍看護限制，如「取消每三年強制出境、放寬八十五歲以上老人申請、放寬工作年限至十五年」，修法卻在拉鋸遊說中一再延宕。

因為一位極重度障礙孩子的母親「無奈又焦慮的求助信」，筆者二月初投書請求立法院朝野承諾優先審理「放寬外籍看護年限」法案，寫信給朝野黨團朱立倫、蔡英文、宋楚瑜、黃昆輝四位黨主席、王金平院長、毛治國院長及陳雄文部長，盼讓選民安心過年，惜無進展。

筆者失望之餘感慨：政策形成過程，數量迅增的失能者／高齡者家庭猶如「無聲的隱形弱勢」；長期缺少「需求導向」的「指南針、壓力計」，也許是政策延宕迷走多年的主因之一。

時間不等人，政府與利益團體必須正視逼近的長照需求洪峰。筆者建議三百萬失能者／高齡者家庭、上千萬家屬，籌組「失能者家庭協會／長期照護雇主協會」發聲，自己的長照自己救，用選票把迷路走失的長照政策帶回失能者家庭。

ＮＣＣ公布有線電視因為提供免費機上盒的誘因，將數位化比率拉到七成八九；當行動通訊進入４Ｇ時代，許多滑世代已經透過ＯＴＴ的視頻平台，在手機與平版中觀看電視。台灣電視硬體產業不弱，但在受到科技匯流所搶食的觀看大餅，若維持原本經營態度，將會更加弱化「電視」這個老殼的願景。

首先，在號稱數位時代的台灣消費者，有線電視頻道中，不但頻道相似，內容重播率極高，老節目重播氾濫下，彷彿回到爺爺奶奶時的觀賞情境。

因為長期台灣享受了「包裹表象式電視服務」，眾多有線頻道供應台數，與同一價格的結果。然而，照單全收的頻道數目，卻只有少數和單一有線系統提供的服務中，觀眾沒有反映頻道好壞的機制，而電波（天線）系統的無線電視台所壓縮出來的新數位頻道，也因為產製節目成本過高，新平台所呈現的頻道假象，依舊是便宜老節目、外片的舞台。

我們的影視產業，呈現社會學家詹明信所指出的「後現代」的特質：平面、斷裂、零散，以及複製。在硬體上，大賣場與網站通路，我們可以買到畫質與音質出類拔萃的電視機，然而，空有高畫質螢幕，畫面中的影像，卻停滯在傳統電視的規格，影像層次被削平，審美感消失而平面化。外片老劇一再重播，唐伯虎點秋香光多年榮登重播王；穿著Prada的惡魔、惡靈古堡、美國隊長等電影，也曾重播Ｎ次，造成電視觀賞情境產生落差與斷裂感。

其次，影視節目的零散化，一小時的新聞，充斥著瑣碎小事與零碎畫面，每家新聞台內容都相似，投射出詹明信所說的複製性。韓劇、陸劇收視率高，各電視台就買來播，購物頻道賺錢，頻道商便投入經營，就連政論節目中的名嘴，也原班人馬複製在各頻道，無怪乎觀賞的距離感消失。

然而，這些所謂後現代的特質，是讓我們更擁抱電視與科技，還是造成觀賞者更加的疏離？我們能否去反抗這些「決定」與「操弄」影視消費的電視業者，或是在抵抗與反思的過程中，建立起觀賞者自己涉入電視節目的意義或歡愉，讓收視過程增加深度？

可惜，我們只看到政府政策與財團頻道業者，在整併中有「量」的發展，卻少有思考觀眾需要「質」的觀賞經驗，年輕一代日漸放棄了凝聚家庭成員的電視，走向個人式的電腦與手機。

周星馳無厘頭風格與招牌笑聲，看久一定會膩，倒背如流的台詞，電視台今年能為我們注入新哏嗎？

因為，高雄大寮監獄六位囚犯死諫其鳴也哀；清晨自盡的槍聲，打破多少弱勢家庭子女受教育過程的無奈與不公，他們有不少人因得不到關懷與援助，被逼走入歧途，進入監獄。獄政改革固然重要，但是如何使國小「零中輟」、國中起就能「讀他所愛、愛他所讀」，才是根本解決監獄「關不勝關」的治安問題！

德國一所大學退休的台籍教授說，在德國有完善的教育措施，能防止中輟生，更能在上國中時就專業「分流」，讓學生根據專長與興趣，學習發展，出社會後能適材適用。

這位教授的孫子就在德國念國小。每班配有兩位不必上課的導師，每天批閱學生日誌，觀察課業、活動、專長、興趣，每學期要交叉做家庭訪問；天天對每位學生的所有狀況，做紀錄找問題，隨時關懷解決。讓所有學生安心上課，是他們最重要的任務。

舉例說，如學生繳不起學費，兩位導師在期末就會商討，找尋公益資源支助，讓學生下學期能有尊嚴的上課。其他，如發現家暴，就請社工員協助；父母無暇照顧，就安置在學校安親班等。國小畢業前，導師會根據長期觀察，撰一份意見書，向家長建議，其子女升學是適合念綜合體系或技職體系；使絕大多數學生都能「讀他所愛」而分流，不致為父母而苦讀。台灣如能效仿這種制度，讓有資格的教師再受短期培訓後，任專職導師，還可解決流浪教師問題。

如果資源不夠怎麼辦？假如我是馬總統，我會帶著行政院長、教育部長，分別拜訪台灣各宗教領袖，尤其是慈濟、佛光、法鼓、中台四大山頭；再請託國際扶輪社、獅子會、青商會、同濟會等四大社團負責人；同時，邀請全國各慈善組織基金會，就近認養一所國小；由縣市政府領軍，務必達成「一個也不能少」的「零中輟」照顧與關懷。甚至各宗教可募每月繳交的「教育捐」，讓全國人民共襄盛舉。

「窮不能窮教育」，使弱勢家庭學生不再弱勢；如此，馬總統不但不會跛腳，台灣的教育從此也不再跛腳！

我想到李安的電影《飲食男女》，充滿美味卻又難以下嚥，一位朱姓大廚師和三個女兒住在一處老宅。我們的社會喜歡在飯桌上談事情，因為美食當前心情自然愉悅，容易說話，所以朱家的大事也都在飯桌上「宣布」。但即使滿桌好菜，氣氛卻是凝重和戒慎恐懼。家庭中的溝通不良，吃飯反而變成一種壓力。朱家，各人過各人的生活，只有在每周一次的團圓晚餐，全家人才聚在一起，是三姊妹略嫌厭煩卻又不得不去的例行公事。李安用許多的鏡頭來拍攝老爸準備菜肴的樣子，那種專注與熱忱，似乎把所有對家庭、對女兒的感情都燒到菜裡頭去。但到了飯桌上，老爸卻非常嚴肅，把美味都破壞了。

戲中，大女兒正是一所中學的未婚女教員。去年，我審查一篇博士論文，探究的主題正是「未婚女性的心路歷程」。這項新的研究透露出不同於以往的種種訊息。女性變了，婚姻在無數女性生命中的位置節節後退，有太多比婚姻更迷人的選項。男性即使夠好，男性背後的傳統、家族、威權、社會觀念，也依然可能讓女性卻步。

男性也變了，變得少了自信、少了說服力、少了在女性心目中排第一位的魅力。男性也有很多選項，事業、運動、網路等，都比較容易有成就感，對於戀愛、婚姻、家庭等，則沒有把握。

柯文哲身為台北大家長，說出一些家長的心聲，但又忽略了另一些家長已改變想法了。很多父母也在改變，逐漸接受兒女不必然要走婚姻之路的事實。無數熟齡的朋友（除了柯Ｐ以外）用比較寬廣的態度尊重子女各種選擇。有一位研究生在論文的謝詞裡感謝她同性戀對象父母請她去吃年夜飯的恩情，這是以往難以想像的。

少子化固然是國安危機，不快樂的婚姻是個人及家庭的危機，導致多少人心理不健康、社會問題接連發生。政府應避免少子化，更應增進大家都心理健康，避免每一個人遇到危機。柯Ｐ始終忽略「心理健康」議題，忽視人們何等需要尊重、友善、合理的環境。幾句負面的言詞就導致社會分化，刻板化印象的思維以歧視偏見讓無數人承受羞辱，實非大家長該有的作法。

我是家長，家長的責任就是使全家和樂，為了這個簡單的目標，縱使有千言萬語，我都得忍住不說。因為每個人經歷了一年的辛苦，都帶著滿身的傷痕回家。怎麼忍心讓他們在這溫暖的地方再受委屈呢？柯市長，受傷的人需要安慰，請拿出台北市大家長的氣度，道個歉，接著用各種行動使各種原本飽受歧視偏見之苦的朋友，感受到一絲絲溫暖吧！

柯市長發出此言，不知來自何種立論基礎。在實證醫學的時代，凡事該讓證據來說話，不是官大學問就會大。未婚女性比率過高會造成社會不安定的理由令人費解，至少周邊很多卅歲以上的未婚朋友，從她們身上，完全感受不到這個命題引發問題之所在。

現今的社會早已走到男女平權，女性可自食其力，進而擁有人格自主的選擇權，不再如舊時代女子，只為了找張長期飯票這個可以活下去的單一理由，就匆匆交付自己的未來，將所有的痛苦磨難吞下去。因此，結婚成家才不再是人生必要的選項。

且若婚姻生活不和諧，就算走到離婚的地步，也不是個羞恥的烙印，這也是感情失和後離婚率增高的原因。若將未婚與離婚兩者以結果論相比，難道走上離婚一途對個人及社會的傷害與問題，一定會比未婚好？

此外，法律上要構成婚姻的條件，得是一男一女才能共組家庭，檢討女性卻不檢討男性，不免失之公允，存在著性別及能力的歧視。

雖然引發爭議後，隔了三天，柯市長改口說男女不婚都是問題，但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別人的經我們都不會念。柯市長努力做好市政工作就好，對於市民的「幸福」，就不要過於置喙，以免惹人反感了。

柯市長身為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的直屬上司，卻發表此等性別歧視言論，令人遺憾！雖然後來改口說男女都是問題，但柯市長應思考的是如何提升台北市民的平均薪資所得，廣設年輕人負擔得起的租賃國宅，提供已屆適婚年齡的台北市民得以安心成家的誘因，而非將社會不安定的罪名加諸於未婚的男女身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最近，我到澎湖地方法院連續旁聽數件當選無效、賄選及妨害投票案的庭審。有法官當庭制止我作筆記。法官講述的理由很多，有情緒語言，有依法論述。重要的是，法官引用的法庭旁聽規則，事實上未禁止作筆記，但法官卻公開說規定禁止。這究竟是法官記錯了規定，還是法官覺得法庭是他的禁地，不容外人窺探，值得探討。

我跑新聞跑過四家地方法院，一家高等法院，代班時還跑過司法院、法務部。那些跑法院的日子裡，旁聽民刑事案件的次數，多到實在數不清，作成的筆記更是無數。可真的，從來沒有一位法官會干預記者作筆記。

同樣的事到了澎湖地方法院，卻不一樣了。

同一天，在一個法庭旁聽，法官問我，記筆記幹啥。緊接著在另一個法庭，法官直接就叫庭務員來制止筆記。當我還搞不懂怎麼回事時，法官就發話責問，更講述法庭旁聽規則之類的規定，總之，就是他於法有據。

我可以選擇沉默，反正法官最大。但我還是發言回應，講一些我長期來在各法院旁聽記錄的實情，供法官大人參酌。

沒料到，法官說，法院有分等，澎湖比較小。不過依理，法院規模可以分等，法官不能分等，法律不能分等，法庭旁聽規則更不能分等。

我們的司法，絕對不能容許歧視與偏見，不可能台北第一等的法院派第一等的法官，澎湖次好幾等的法院，就派次好幾等的法官。

司法院訂的法庭旁聽規則，在台北，甚至台灣各法院，都不禁止旁聽人作筆記，自不能容許同樣的規則到了澎湖的法院就走調。

我們的司法講究法官審判獨立，但絕不容法官審判獨裁。也就是為了防制法官變成獨裁，我們的法律才規定審判公開。而容許民眾旁聽，開放記者採訪，就是審判公開的法律要旨與精神。

司法新聞圈有句不好笑的笑話：記者要是不會記，成什麼？法官要不懂法，或者沒了法，那又成了什麼？

台鐵誤點不是新聞，這回連總統都注意到了，因為他們是故意的。司機怠速，希望大家注意到台鐵沒人沒錢、設備老舊的老問題。台鐵不是沒有努力，它確在重新定義自己，努力從運輸業往觀光業、文化業轉型，但未見宏效。

台鐵曾是台灣動脈，都會車站全位在不動產業最心動的蛋黃區，而它最美的則是那些人煙稀少的小站，像沿線一路散落的珍珠。但，僅僅台鐵本身，無法把它們串成有價值的珍珠項鍊。

台鐵若要成功往觀光、文化轉型，不僅是鐵路局問題，牽涉老巿鎮重生、社區營造，可能觸及人文、生態、農業，除了交通部外，還涉及文化部、內政部、地方政府。還有，我們每一個人。

前紐約時報特派員伊莉莎白貝克曾以法國酒鄉波爾多為例，說明地方和中央、政府和人民如何合作，讓十八世紀的老城重生，既開創巨額觀光財，又保留了地方文化和農園。波爾多，原本也是過氣的貴婦，在官民一起努力下，把建築物上累積百年的霉垢洗淨，露出它原有的色澤；政府整頓廢棄倉庫，工業荒地闢成河濱公園，建立電車輕軌系統，減少車輛；民間整理自家酒窖，汰換舊桶，開放葡萄園，敬重並維護自己品牌，好好的說家族故事。他們不急於推銷大批廉價酒作伴手禮，他們希望觀光客回到自己家鄉後，帶著波爾多的美和感動，會繼續購買他們的酒。這才是長久的觀光財。

觀光，不僅是看景，常是認同一種價值，尋訪一種生活風格，跟文化相連。台鐵發展觀光，已有些成功個案，且是無心插柳，幾乎都跟當地特色有關，譬如平溪、集集，還有猴硐。猴硐這個台鐵支線小站，只因居民對流浪貓友善，就讓台灣增加了一個美麗的熱點，養活了一個小站，繁榮了一個原本只有幾戶人家的山城。

這種不經意的用心和善意，是觀光最迷人之處。「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大陸網站流傳的許多台灣故事，就是這種自然而然的不經意，它們幾乎都不是發生在刻板的旅遊線上，而那是真正的台灣。

來台觀光客很快將達一千萬人次，我們能讓這一千萬人次回去後念念台灣嗎？台灣如果最美的風景是人，讓觀光客隨台鐵像血液循環一般進入台灣肌理，走到台灣靈魂深處，不是最好的方法嗎？也只有這種散客，才能讓觀光經濟分潤到在地多數人，而不是被壟斷在旅遊通路的財團上。

台鐵，其實是台灣健康的一部分。搭高鐵，是趕時間，是效率，是工作，它是台灣工商動脈；搭台鐵，是逆時間，是娛樂，是慢活，它是台灣療癒系統。療癒不僅有價值，也有很大的經濟產值。

台鐵的問題，是台灣深水工程，波爾多重生費時十五年，台灣要多久？卿本佳人，萬莫自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