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不僅在艱苦的大時代
有過「經濟奇蹟」,
來自民間涓滴奉獻在東部建立醫院,
更寫下「愛心奇蹟」。
從「我還欠人幫助」
到「能助人就是有福」,
觀念的改變,增加苦難人獲助的機會,更是對自己的祝福。
九旬榮民蘇爺爺,家住臺北市芳蘭山莊,幾年前成為慈濟會員,「我沒有宗教信仰,敬佩上人是慈善家,哪有災難就讓慈濟志工往哪去。我留下生活費就好,每月捐款讓慈濟去救人。」
菲律賓馬尼拉的蘇絲瑪(Zosima Castillo),深受白內障所苦,看不見未來,直到慈濟補助她接受手術;她的先生說,來自善心人士的小額捐款累積成這筆醫療費用,他相信集合無數人微薄的付出,足以幫助另一個人復明;夫妻倆在貧民窟開雜貨店,不時將顧客找零的銅板放進撲滿,存到一定數量就捐出。
緬甸農民丁屯(U Thein Tun)種稻卻沒米吃,接受慈濟捐贈稻種、肥料和米糧;他每天煮飯前抓一把白米存入小塑膠桶,「我跟太太說,我們這一生沒有福報,沒有多餘的錢布施,這是唯一可以布施的機會,積少也能成多……」這日存一把米助人的善舉,諸多緬甸農家奉行,即使家中沒有米吃了,也不會拿這些米來用。
許多慈濟人的家�都有個「竹筒」撲滿,並不見得真是竹製,卻有著共同的精神——四十五年前在花蓮,一群婦女每天在竹筒存五毛買菜錢救人的行動,在菜市場傳開,開啟慈濟慈善志業,從東臺灣發展到全球七十餘個國家地區。
所謂的「竹筒歲月」精神,就是帶動人人天天發好心、力行善,匯集愛的力量,對世間造成良善的影響,普天下苦難人也就有得救的機會。
不輕己能,不輕小善
一九六六年,臺灣人口一千兩百萬,貧民逾一百二十萬人;時年二十九歲的證嚴上人,在花蓮創立「克難慈濟功德會」,濟貧經費來自於增產代工及信徒幾角幾元的捐獻。
今年八十六歲的陳福才,提及那個年代臺灣經濟剛起步,以賣建築材料為業的他,一天所賺有限,還有六子嗷嗷待哺,「吃飽都有問題,還捐什麼錢?」社會普遍貧困,他頂多聽過「施棺」、「施粥」或寒冬年節的「發放」等施捨行為;至於當志工,「連想都沒想過。」
一九七三年,他跟太太加入慈濟功德會,忐忑地跟親友勸募,區區幾元的困窘感,他記憶猶新,「真難,比做生意還困難。」但慈濟委員努力以「能助人就是有福的人」,鼓勵民眾扭轉「我自己都欠人家幫助」的思考模式。
一九七九年,上人呼籲募款建院,慈濟會員不過三萬人,卻要建設一所造價數億的綜合醫院。那年加入慈濟的林月雲說,無論是一人每月二十元,或是每月闔家一百元,即使奔走收款很辛苦,她都是歡喜彎腰感恩。
當年,臺灣與美國斷交,民間有一股同舟共濟的奮發之氣;「家庭即工廠」等運動,帶來經濟成長的氣息;會眾捐款意願增加,愛心善念一點一丁被觸動、被啟發,然而距離建院預算仍有大幅差距。一九八一年,一位日本人捎來好消息,願意捐贈兩億美金建院!
但令志工訝異的是,上人竟然婉謝。建院經費要數億,眼前有臺幣八十億,等於是預算的好幾倍,怎麼會不收呢?
「慈濟是社會大眾點滴愛心所成就,不論大額捐款或小額捐款,我都銘感在心,因為我看重的不是金額大小,而是那分真誠的愛心。」
「信己無私,信人有愛。我沒有私心,只為愛人、助人而呼籲建院,相信必定能匯集人人的愛而成就這所醫院。既然是在臺灣蓋的醫院,就應由臺灣人來創造自己的奇蹟。所以我寧願十元、五十元地勸募,讓每個人都有機會投入一塊磚、一把沙。」
花蓮慈院一九八六年啟用,才短短四年,捐款會員人數就從十萬、二十萬、三十萬,驟增至一九九○年的一百萬人,讓慈善、醫療、教育、人文等志業大步開展;原本人人自認不起眼的微薄己力,竟也匯聚成福澤眾生的大力量!
●
據統計,臺灣有超過八成人口有捐款或志工經驗;聯合勸募協會資料也顯示,每年募到總款項,有八成比例來自小額捐款,每筆平均約五、六百元。
在公部門從事社會福利服務直到退休的林淑文觀察,慈濟對臺灣的影響,「讓許多民眾將捐款當作吃飯一般,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行為模式;絕對是讓臺灣往上提升的一股重要力量。」
任職家扶基金會社會資源處處長、投身社會福利三十六年的翁慧圓表示,幾十年的募款經驗讓她感覺臺灣人民心底深處,深受仁義禮智、善念善行等儒家思想影響,「因此再窮的人,也願意捐一點東西出來。」
跟慈濟一樣,她也常看到做資源回收的歐巴桑,或是腳踩著拖鞋的市井小民走進家扶,掏出一張張油亮、污漬的零錢散鈔,指名要捐款幫助貧童。「從他們的穿著打扮,很難看出是求助者或捐款人。小額捐款的威力雖不如企業大筆捐款,但細水長流、力量無窮。」
而慈濟的「竹筒歲月」精神,期待引導富人不吝捐錢濟貧,也啟發貧人隨分隨力布施。對內,影響許多人「不輕己能」;向外,則強化人們積沙成塔、「小錢行大善」的助人觀。
在天災人禍頻仍、人心價值扭曲的此刻,上人更多次呼籲慈濟人再度回歸「竹筒歲月」,克勤、克儉、克難地日日力行善念,力挽狂瀾激湧出另一股「愛心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