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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貞昌說，倒閣案的提出，是希望透過憲政手段制衡總統製造的憲政危機；讓「毀憲亂政」的黑手退縮，讓台灣民主更堅定成熟地往前走。話說得冠冕堂皇，但實情真如此簡單嗎？馬總統處理王金平的司法關說案，只因涉及民進黨總召柯建銘，民進黨不僅全面混淆視聽、圍剿杯葛，更無限上綱到「倒閣」。到底誰在毀憲亂政，民眾不難分辨吧！

倒閣是憲法賦與的權利，在野黨當然有權提出不信任案。但如此重大的憲政工具，拿在民進黨手上，卻像小孩玩鐵鎚三不五時就在家裡四處敲打，難保不對體制造成破壞。民進黨發動倒閣就像家常便飯，事實上它上次發動倒閣，不過是去年九月的事。當時民進黨以「換內閣，救經濟」為由對閣揆陳沖祭出不信任案，最後表決結果，以六十六票反對、四十六票贊成遭到否決。

事隔一年，以相同的國會結構，民進黨當然明知不信任案不可能過關，卻仍然執意提出。蘇貞昌的目的，不外企圖在紛亂的政局上再澆一桶油，讓政爭之火燒得更旺，最好永不熄滅。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民進黨的倒閣提案，像是要安定政局？讓台灣民主更堅定成熟往前走嗎？

蘇貞昌說，馬、王互控不是，雙方卻在國慶大典上微笑客氣，「讓世界看笑話」。看出來了吧，由於馬、王關係近日轉趨緩和，這才是讓蘇貞昌惴惴不安之處；若九月政爭就此落幕下戲，民進黨還有漁翁之利可收嗎？

一般人以為的關說，多泛指「請託」或「說情」（intercede）。但在涉及公務行為時，可能影響到政策執行或相關當事人利益的關說，通常叫做「遊說」（lobby）；若是牽涉司法案件，關說行為則可能衍生「妨礙司法公正」（obstruction of justice）或「不當運用影響力」（influence peddling）兩種罪行。在西方法治國家，不同性質的「關說」行為均受到不同法令的規範，定義也很明確；但在台灣，由於詞義的籠統，許多人卻以為「差不多」。

因此，在監聽案沸騰、而關說案幾遭遺忘之際，海外看此事卻有不同觀點。香港作家馬家輝說，「國會議長打電話向法務部長遊說官司，假如屬實，根據香港的普通法是極嚴重的『妨礙司法公正』的罪行」。台灣媒體駐美的記者也說，根據美國法律，這個案子裡至少有兩種犯行，一是「不當運用影響力」；更嚴重則是「妨礙司法」，可能要坐牢。

馬家輝說他很疑惑，不僅因為「關說行為在台灣竟不受法律規管」，更在於至今未見顯著的聲音「要求立法規管關說行為」。香港人若進一步知悉，此案在台灣紛擾的重點之一竟糾纏於「人情義理」之說，且馬英九形象受傷於「無情無義」的指責，幾難以彌補他對是非的堅持，則應該會更感奇怪，對台灣民主的羨慕恐怕也變得五味雜陳了吧。

華人社會當中，香港受英國建制法治精神的影響，至今的處境被描述為「無民主，有法治」。台灣以民主自豪，但這次的馬王事件顯示，以國際標準來看恐怕是「有民主，無法治」；或是說，法律人出身的總統想維持司法秩序，卻難以著力。王金平辯解關說行為是「關心」，相當比例的民眾接受這種說法；就如民意代表若被指關說，幾無二致地辯稱「選民服務」，一副理所當然的氣味。關說文化之根深柢固，難道真的無法可解？

西方學者評論儒家文化影響亞洲新興國家發展，常指「裙帶關係」是妨礙政治清廉、企業現代化的關鍵因素。但台灣就算民間生活展現「人情」，至少在行使公權力的領域裡，不應容忍特權人士妨礙司法公正，否則有何資格號稱民主法治？監督政府依法行政的民間團體，有何資格號稱「公民社會」？

現實裡有法治進步，卻也仍有漏洞處處的例子。基隆市長張榮通為酒駕關說，在警局拍桌罵人，不但遭「妨礙公務」罪名起訴，監察院彈劾未通過也引起社會譁然。歷年來多少交通罰單遭民代關說或警員銷單，已有越來越多案例以圖利、貪汙、瀆職等罪名起訴。最近中油總經理的人事案，有媒體報導指涉當事人找立委「喬事情」，引起經濟部長不滿而火速換人，有輿論還因此大誇經濟部長鐵腕，認為唯有如此才能杜絕關說文化。而在林益世涉貪案中，索賄以「政治獻金」掩護當然法所不容，但最震驚社會觀感的部分，尤在於黑手介入國營事業合約，及其宣稱「國庫的章是我在管的」這兩部分，活生生便是國外法律所稱「販賣影響力」的現形，這就是「特權關說」四字，寧有他解？

其實，再怎麼矯飾國人習以為常的「人情」因素，在執行公權力時「妨礙公務」、「妨礙司法公正」之間，並非一無分際。王金平院長「關心」同僚縱無金錢對價關係，但「立法委員行為法」十七條明訂「不得對進行中之司法案件進行遊說」，難道是假？今之公民社會，能大言不慚說「關說萬歲」嗎？

不論連月的政潮要如何紓解，對這個引爆政爭的關說案，全民若以假裝若無其事收場，台灣法治還有什麼希望可言？就算不能再指望立委諸公，台灣民意和所有關心法治前途的人都必須盡一切努力催生「妨礙司法公正」的立法，將關說文化徹底斷根。此事關乎人心是非，也關乎法治尺度，年輕人所謂「進入社會」之後會感受到汙濁或清明的環境氣息，對「公平」二字會有樂觀或悲觀的期待，答案亦在其中！

事實上，台灣近期要面臨的特區競爭，不只是上海自貿區，還有標榜要做珠三角曼哈頓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的國際戰略綜合特區。國際間之所以在此刻競相推出特區，理由有二，一是期盼在不景氣之中，仍可發揮聚寶盆效應，吸引資本流入；第二則是趁著國際景氣仍在疲弱時，及早啟動經濟結構轉型，以便在日後景氣復甦時，能卡到有利位置。特區的功用也在於可降低大範圍推行風險，讓各國政府可先在特區裡，培養一畝試驗田，靠著實踐來檢驗真理，有成效再擴散，由此以杜保守勢力的悠悠之口。

從外觀看，上海自貿區與台灣自經區，在名稱與神韻上頗為雷同。兩者都標榜要透過自由化、國際化來推動改革，終極目標也指向日後要與跨太平洋經濟戰略夥伴協定（TPP）接軌。不過，細究內涵，還是可區辨出上海自貿區主攻人民幣與金融國際化；而自經區亟欲透過各種生產要素鬆綁，鼓勵資源重新做最佳配置，以便催生出一批更具國際化與跨國界的新形態產業。

自貿區與自經區各有利基，但在資源有限下，不免面臨人才、資金與技術的搶奪戰，更別說自經區初期主打的「4＋N」示範產業中，其中一味就是虛擬金融。一旦台灣的菜色不夠吸引人，擘劃出的前景也不夠打動人心，那麼無情的磁吸效應便會立刻發作，屆時孰是邊陲、孰是核心，立即可見分曉。

近期行政院長江宜樺下達通牒，要求經建會務必在本月中端出自經區特別條例草案，萬萬不可再延遲繳卷，頗讓外界感受到府院高層共同的焦慮與急迫感。不過，在政府內部制定特別條例的過程中，隨處可見部會本位主義，對人流、物流、金流鬆綁看法不一，導致在創設法律的過程中，行政部門就必須花費很大力氣，處理內部歧見，更別說日後特別條例送入立法院，還會面臨何等硬仗。

成功的改革植基於一種敢挑戰傳統的信念，也是一種勇於超越現狀的態度。面對上海自貿區十足展現大開大闔、後發先至的企圖心，曾作為上海自貿區取經對象的台灣自經區，也必須擺出「從A到A＋」的氣勢。更別忘了昔日推動自經區的初衷是為了示範出一畝自由化、國際化與前瞻性的試驗田，而這畝試驗田在驗證成功後，還能向外複製、擴散，讓台灣在未來十年脫胎換骨，走向自由經濟島。

直言之，這是一場台灣近年來少見的大型經貿試驗計畫，推動之初，政府就必須展現過人的遠見與恢宏的企圖心。此外，自經區的推動，也需要政府最大彈性及最高程度的參與。所謂最大彈性，是指政府在鬆綁法規及加強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過程中，興利之舉要大於防弊心態。開放的膽子要大一點，步調也要快一點，避免白白浪費自經區原本就是用來作為試驗區與示範場的設計。

最高程度的參與，體現在政府釋放活力給市場，以及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但中央仍必須保持局內人角色，切莫以為權力出讓了，就可缺席、卸責。在自經區運作與成長的過程中，一定會發生眾多費解難題，這時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搭建的自經單一窗口，就必須動起來，在最短時間內排除企業投資障礙。唯有如此，才能為台灣經濟創造高生產力、高附加價值與高所得、福利的「三高」奇蹟。

民眾和反對黨挑選在國慶日抗議、嗆馬，對馬總統當然是無比的難堪。他兩度贏得勝選，選票賦予他的民意支持，理應給他施展抱負的正當性，但連任才一年多，卻陷入嚴重跛腳的考驗，目前尚無脫身泥淖的跡象。

相當程度上，馬英九自己的行事邏輯與用人風格，造成他「不受歡迎」的評價，但馬政府的施政成績，是該內外分別評量。以兩岸、外交而論，馬總統的「方向感」，基本上穩健無誤。例如九月間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會議，就是數十年來極大突破，也凸顯出美國支持和兩岸關係平穩。APEC會議中更見證兩岸互動的更上層樓。台灣在國際空間多所拓展，應歸功於馬政府的政績。

但內政上的顛簸，不僅令總統跛足，也反映民意不滿。六大工商團體領袖憂心忡忡，國慶日前發表聲明，他們點出的問題，一方面是政府重大政策能否持續、貫徹，另方面涉及執政黨與在野黨的對話與溝通。換言之，若朝野對峙嚴重，對服貿協議、核四這樣的重大議題始終無法達成共識，或無法在憲政架構下合理解決的話，那國家的經濟發展如何可能？反之，在國慶慶典場外嗆聲的民眾與團體，包括勞工弱勢與反對黨的訴求，與工商團體建言的經濟政策，事實上是有矛盾的，但在現今政治氣氛中幾無解決機制。政策無法回歸專業權威和合理行政程序去定奪，則台灣內部的團結又如何可能？

馬總統的執政團隊，只能以「決策前多聽民意，決策中多溝通異見，決策後堅定執行」，來表現決斷力。台灣的發展在與時間賽跑，政府的領導力(leadership)必須展現出來，置之於死地而後生，這是國慶日最需要的一份禮物。

或許一般人覺得太假仙，但是馬和王不是無知的小孩，必須面對世人的眼光，維持起碼的禮貌。何況，政治是一時的，做人是永遠的，王金平有無司法關說，不妨由法院去審理，但雙方仍然可以做朋友。

總統國家領導人，允當成為國家整合者，絕非製造分裂者，或許馬王各自心中，確實存在難以化解的疙瘩，然表現在外，卻必須是一團和氣。雖然馬王舉動與行止有表演性質，但那也是不得不然的選擇。

政治終究不應扭曲人性，尤其必須超越藍綠對抗，馬、王國慶的表現，替國家維持一些顏面，這才像泱泱大國之風範。

對於我這平凡老百姓，竟月一片各級校院面臨倒閉的消息，加上萬物齊漲，諸羅小城又接連發生詩人餓死、護理師過勞燒炭，政府不僅拋出「增加勞保即形同加薪」的論調，還藉口財政困難，提議「電影票價漲百分之五作為電影發展基金」…。即使筆者覺得，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所說，「黑色國殤日，國慶個屁」有點言重了，也實難高興起來。

國民黨在司法戰二連敗後，馬總統雖伸出了橄欖枝，已難獲太多掌聲；若仍無準備面對「有王院長的立法院」，只會在這波鬥爭裡輸得更難看。

馬英九似未了解到，歷史上多的是做錯一件事就身敗名裂的領導者，卻少有缺乏建樹、只喊喊道德口號，就贏得美譽的。曾帶領美國脫離越戰泥淖，且確立友中路線的美國總統尼克森就是例子，所以藍營與其大談馬的外交功績，不如檢討執政黨民調無法更上層樓的原因。

如今，馬英九想辦關說案，媒體和民眾卻對監聽、洩密與侯寬仁是否遭秋後算帳，一樣感興趣。王院長怎麼關說的，人民未親耳聽到，但馬或其官員說錯了什麼，透過媒體鏡頭讓全民一起挑矛盾。馬英九最大敗筆，就是上了廣播專訪節目，也許他想爭取話語的主動權，但官員說詞兜不攏，民眾必覺得「該相信誰」。結果，這場戰役由關說點火，卻眼看將以人民更厭惡的濫權監聽收場。

執政黨如果檢視結構性問題，就會發現，民怨是人民對政府失掉信心的表象，這整體現象不會因總統罰誰賞誰，或幾句美妙道德口號，就輕易消解。

馬一連串誤判，除了行政與立法間互信蕩然無存外，卸任後更可能面臨一連串法律仗，只怕比何時權力跛腳，更令他日夜煩憂！

說來諷刺，在野黨見縫插針，順勢提倒閣，竟是除掉王院長的最後招數，那麼，國民黨該不該支持倒閣呢？

台灣已相當混淆的雙首長制外，馬英九總統又攬下黨主席的身分，多重身分不但沒有成為權力保障，反而變成政治僵局的引線。

法理上，「鋤王」的是國民黨，連帶倒大楣的卻是行政院，江宜樺院長心中必百味雜陳，其他藍營立委想逃離政爭漩渦尚且不及，馬英九主席得積極尋求和解，才能保持國民黨搖搖欲墜的優勢。

藍營在這波紛擾中，並未贏得太多掌聲與人民的感謝，比起濫情怨嘆堯舜不存，更須聚焦到民眾每天切身面對的問題。畢竟馬王兩人的任期都僅剩幾年，誰倒台民眾都不在乎。政府若被情勢所逼還不見風轉舵拚經濟，那連風平浪靜都將成為奢求了。

吾人認為，蘇貞昌既說「倒閣案的提出，是希望透過憲政手段，制衡總統製造的憲政危機，化解當前的政治亂象」，則應該針對馬英九總統提出罷免或彈劾案，才名正言順。豈有放縱馬英九而懲處江宜樺之理？如果倒閣是柿子挑軟的吃，那不就是「利害考量」及「得失算計」？

再者，馬英九在民調低迷、反馬聲浪高漲情況下，應該不敢支持倒閣改選立委，這當然也是「利害考量」及「得失算計」。大是大非碰到利害得失，也只好和稀泥了，政客信誓旦旦的義正辭嚴，根本是「練肖話」。

在這氛圍下，一種新式獨裁被造出來，那是「多數者的獨裁」；也在這氛圍下，一種當代的「政治寒蟬效應」遍及全國，那是「少數者的恐懼」。

群眾走上街頭，這是值得讚揚的事，它代表政治自由的提高與普及。與此同時，更要提倡、保障「所有人」的發聲權，而不僅是「多數人」而已。

試問，台灣有多少人敢公開大喊「我是人，我挺核」？又有多少人在他人高呼「土地正義」時敢提倡「拆屋正義」？

如何讓各類意見能充分表達，這是值得去思考的大問題。

群眾並不是批判不得的，群眾同樣是會犯錯的！因此，我們的社會該是學習對異己多點包容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