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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之令人髮指，非僅在量刑的天差地別，而在檢方的輕忽與法官問案的「切割術」。少女被性侵長達五年，母親同居人不滿她報案而將其殺害，性侵和殺人是求刑不可切割之因果，而高院法官卻可只問其一端。再說，五一七次性侵事證或不充分，但第五一八次性侵證據確鑿，更暴露凶手泯滅人性；而更一審卻僅因檢方之程序疏漏，再將凶手減刑，怎不讓人瞠目結舌！

法官斷案絕不該只是「盡人事」，在最小、最安全的職務範圍把案子辦完，即算了事。若是持這種心態，人民的沉冤、人間的不平，如何得雪？而且，每隔一審，惡徒的罪惡即減輕一級，那麼慘絕的受害少女之冤情要向誰問公道？

這種切割術，人們在最近柯辦竊聽疑案中再度見識。「老鼠尾」被柯營操作成企圖影響選舉的竊聽案，社會喧騰一時；如今案情真相漸露，檢警查出是柯辦請來的徵信業者所為。但法官避重就輕，說現場未裝竊聽器即不能認定有「妨礙祕密」行為；只裝設音源線，亦不構成「意圖使人不當選」的要件，拒絕檢方聲押請求。

回顧此案發生時，柯營及綠營民代高調質疑對手「竊聽」，把兩條老鼠線說成「水門案」，用心多麼險惡。但依照今天法官的「消去法」，完全不計政治「栽贓」的作用，又淡化老鼠尾的竊聽功能，再排除妨礙選舉之意圖。那麼，這場水門案的層層疑雲，在法官眼中，難道只是一場「本來無一物」的人間鬧劇？

這並非杞人之憂。頗有勝算的首都市長候選人柯文哲，陸續提出環保局、教育局、文化局等局處的「首長遴選委員會」名單。遴選局處長的創意確實頗有吸引力，但遴選委員名單上一些人的「聲譽」卻令人擔心，尤其若干領域由「基本教義派」大老掛帥，不得不令人擔心多年來社會已累積成熟的教育、環境等理念將再度面臨挑戰，甚至可能進一步激化。

以柯文哲宣布的環保局長「遴選委員」名單為例，這些人士對守護環境的熱情毋庸置疑，幾乎是清教徒般的狂熱；稱其為環保的激進左派，他們應該也不會反對。問題是，讓這些委員選出他們「中意」的激進環保局長，有助於環境保護或環保意識的提升嗎？

一個城市的環保行政，是要透過日常作為提升民眾的環境意識，讓人們自發從「環境的消費者」成為「環境的守護者」，時時守護家園。但今天的民眾，已不再是七○年代那種對環境無感、對汙染無知的一群；事實是，經歷數十年的環保爭議、觀念啟發和播種下來，一般民眾已有相當程度的環保認知。因此，新上任的首長沒有必要退回過去，把大家嚐過的苦頭、摔過的跤再重來一遍。

不難想像，以目前的遴選委員名單，勢必舉薦出同質性極高的環保局長。接下來，可預見的局面是，新局長必然將許多力氣放在對抗極右的發展派，極力圍堵可能傷害環境的耗環「肥咖」。而當施政基調用盡力氣對抗極右，必然帶來社會兩極的對抗，這對多數理性、中間民眾的環境意識提升並無益處，對提升市府守護環境作為亦無幫助。

過去數十年，大家走過這段漫長的環境意識覺醒之路，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一九七六年解嚴後，包括環保、農民、老兵等各種社會力相繼爆發，紛紛走上街頭。當時，政治反對勢力憑著組織、動員和文宣的優勢，扮演街頭主導力量，他們是活動設計者兼導演，目的在匯聚各方力量形成對抗執政者的資本。

反對陣營其實並不十分了解台灣的環境問題，但遭到財團剝削的受害者欣然接受其指導。反對勢力藉著活動匯聚的人氣，相當比例能「兌換」成選票，進而在選舉中攻下席次。反對陣營未必多麼反商，但上街頭衝撞的結果，卻造成台灣經濟的傷痕累累。

一九七○年代鹿港反杜邦，十年後台中梧棲反拜耳，是影響最深遠的兩次事件。兩家跨國性大廠，環保製程有一定國際口碑，但是此地政治力主導社會抗爭的場子，拒絕溝通，也拒絕採信客觀的科學證據，兩家外資只能撤守。這兩次事件，導致其後相當長的時間外資對台灣不敢問津，因為投資環境不理性、難溝通。

當然，反杜邦、反拜耳的抗爭經驗並非一無價值。事實上，歷經近幾十年的環保運動，即使只是處於旁觀的民眾，也多少學到了一些環境素養。因此，同樣的抗爭史沒有必要再重來一次，這是可以確定的事。

柯文哲對教育局長遴選的設計，也同樣讓人憂心。遴選委員中，請出近廿年影響台灣教育至深且鉅的教改核心人物，從他們的公開談話，似可嗅出首都教育將再度被裝進實驗室的氣味。莘莘學子何辜，一再被當成白老鼠？

日前幾場教改二十年的檢討會，各界對於教改的蓋棺論定，大致是弊多於利。付出這麼慘痛的代價，至少讓大家看清台灣教改的利弊得失，不要再迷信少數萬能學者；教育的狂想實驗沒必要重來一次，這也應該是大家的共識。

首都市長激戰空前，但朝野候選人政見之空洞，也是空前。連基層里長候選人都提出施政承諾，市長候選人竟然只是且走且戰，豈非盲人瞎馬？尤其可怕的是，打出「公民參政」的甜美口號，背後卻是遴選委員將以「意識形態」綁架局處首長人選，這恐怕難稱是負責任的作法。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首長須磨合各方歧見，務實求出最大公約數，穩健地向前走。柯文哲美其名要用民主手法遴選局處首長，但看看那些遴選委員的意識形態，空前的民主遴選只怕帶來空前的對立。

金馬獎得獎名單出爐，今年台灣最賣座的電影「KANO」雖然獲得六項提名，但全軍覆沒，令人扼腕，反觀大陸的「推拿」包辦最佳劇情片等六項大獎，成為最大贏家；今年中國電影總共囊括14個獎項，也遠勝過台灣電影只拿到四座金馬。

金馬獎其實是兩岸、甚至整個華人世界競合的縮影。電影是數人頭的行業，必須獲得票房支持，才足以支撐高額的製片投資。根據統計，去年大陸電影票房突破200億元人民幣（約新台幣1,000億元），其中大陸國產電影的市占率達58.6% ，也就是大陸電影的年基本盤就超過500億元，對照台灣電影的票房年收入只有10多億元，兩者相差懸殊。

惟高成本製作雖然可以堆砌出電影中的聲光效果，卻未必是高品質的保證。以今年在金馬獎大放異彩的大陸電影「推拿」、「一個勺子」為例，都不是大製作的商業片，重點在「格局」。國際大導演李安曾直言，台灣電影格局太小，結構不夠紮實，普遍文化涵養不足，欠缺感染力，進而影響國際競爭力。本次金馬獎評審團主席陳沖也觀察，台灣片的優勢在溫馨與人情；反觀大陸片受限審查制度，卻仍有許多作品堅持批判時代，方法更巧妙不易。

這幾年台灣電影如同台灣社會滿足於「小確幸」，許多電影題材著重小情小愛，或過份侷限於本土，顯得勇氣不足，成為隱憂。電影，不單只是一個產業，而是文化與生活型態的潛移默化，如同過去幾十年來，美國透過好萊塢將美國式的優質生活文化傳遞到全世界。

而接下來情勢可能出現翻轉，去年大陸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根據高盛的預測，最快到2017年，大陸就有機會超越美國，成為全球電影票房最高的國家。當大陸開始透過電影傳遞全新的「中國夢」，台灣應該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宏�創辦人暨智融集團董事長施振榮分析，過去「理想生活型態」的詮釋權由好萊塢主導，傳遞西方文化價值，現在出現一個機會，隨著大中華經濟圈的崛起，將足以支撐華人生活自主創新提案，他建議台灣應該把握機會，想辦法成為「華人優質生活服務的創新中心」。

整個電影的產業鏈分工包含劇本、資金、製作、行銷、人才及後製等許多環節，尤其現在許多電影都是跨國合作，電影的國籍很難明確劃分。金馬獎本身就是個很好的示範，金馬獎以鼓勵華語電影為宗旨，不限地域，而且評審公平公正，寬廣的格局與視野，吸引台灣、大陸、香港，甚至新加坡等華人世界最厲害的電影專業人員齊聚一堂，成就「華語電影最高殿堂」的地位。也因為這個獲得廣泛認同的平台，給了我們機會。

台灣的創作環境自由，是最大優勢，而且台灣的民主發展獨步整個華人社會，的確有條件形塑成為華人優質生活的創新中心。現在台灣要做的是找回自信，想辦法變成連結兩岸、接軌國際的平台，吸引華人世界最優秀的專業人才齊聚台灣，為台灣所用。

不論「中國威脅論」或是「中國機會論」，大陸崛起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全世界沒有人能置身事外。曾有立法委員提議，既然大陸電影橫掃金馬獎，揚言乾脆停辦，但這種故步自封的說詞，根本無法獲得共鳴，事實已經很清楚，對台灣來說，擁抱開放才是王道。

年輕的首投族不僅要站出來，用手中一票掌握自己的未來，有人甚至也要影響爸媽投票的行為，有老爸老媽就被孩子嗆到憂鬱，求助精神科醫師。

今年20至23歲的首投族有62萬人，占總投票人口3.5%，這群年輕人的投票動向，被視為影響選戰的關鍵，成為各候選人不敢小覷、力爭的票倉；有人還喊出「這一票，你聽孩子的話」溫情訴求，希望發揮「愛屋及烏」的吸票效果。

然而，要求「聽話」，往往是引爆親子衝突的導火線；孩子還小時，爸媽叫孩子要聽話；兒女有投票權了，反過來叫爸媽要把票投給誰。不管要求誰聽誰的，若不能彼此傾聽，一味地說服、忘了尊重，親子間的壓力與衝突只會有增無減。

家有首投族，代表親子都是成熟的公民，更要展現公民素養，我可以不同意你，但我要尊重你；這一票，不論貧賤貴富、男女尊卑，票票等值，也是民主社會可貴之處。

各自擁戴心中所屬的候選人，在民主社會是人之常情，但每到選舉年，夫妻親子反目、朋友大打出手時有所聞，九合一選舉親子失和的衝突也增加了。

這一票，不是孩子要聽爸媽，也不是爸媽要聽孩子，除了彼此傾聽，更要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讓爸媽和孩子都能「做自己」。多一點尊重與包容，少一點壓力與衝突，這樣才有助化解大選中的世代對立。

最好冷靜下來、彼此尊重，並認清一件事，不論誰勝選，都不會因為感激你投他一票，而幫你修補親子關係；選舉只是一時，親人是一輩子。

面對這樣情形，個人認為，最大的關鍵在於高學歷的內涵已經今不如昔，而且在追求高學歷的假象中，許多人都沉溺在缺乏內涵的高學歷迷思之中，反而形成眼高手低的問題。

這樣的問題其實是相當嚴重的，尤其我們看到現在大學生的認真程度已經大不如前，反正在求大於供的高等教育市場中，學生顯得有恃無恐，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再怎麼樣，要找到一張大學的畢業證書應該不困難，在這樣的環境中，誰願意認真的學習呢？

更可怕的是，這些得到大學文憑的人，恐怕有很大一部分是缺乏實質的內涵，講白一點，是根本不具備大學的能力，不管是自己感到心虛，還是工作之後被認清事實，對於整個就業市場的正面助益是有限的。

所以當我們認真思考高學歷與高失業率之間的邏輯關係時，應該重新省思什麼是高學歷，是大學？是研究所？更重要的，在學歷取得如此容易的環境中，如何鑑定出學歷與能力之間的關係，絕對才是整個問題的關鍵！

這消息看在北市以外的教師眼裡，相信內心都是五味雜陳的！

以筆者服務的學校來說，雖然學校位處南部農業縣，但交通便利，學生人數也尚有千名，算來也頗具規模，但本學年度卻連正式的本國英語教師都湊不齊，只能勉強以代理教師湊合著，更遑論要找外師來助拳了。

情境是學習語言的最佳助力，要一個孩子學好外語，最快的方式就是讓他置身在那樣的環境裡。一個有金髮碧眼外師駐守的校園，孩子的英語表達能力一定普遍優於連正式英文教師也湊不齊的偏鄉小校，而這樣的城鄉差距，卻逐年在擴大中。

英聽不是不能做為大學的入學門檻，但孩子所處的英語力起跑點相差如此懸殊，偏鄉孩子進入大學前，是否早就被英語三振出局了呢？

學習英語對台灣邁向國際化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但大學入學考試增加英聽測驗真的和英語能力無關嗎？教育部想到改善英語能力的城鄉差距，竟然是聘請外籍教師下鄉去教英語；真是無視於國內偏遠地區中小學連國內師資都聘不到，還想要優先聘請國外師資下鄉，完全沒考慮台灣偏鄉的生活環境能留住外師嗎？改善偏鄉學生的英語能力，外師不是萬靈丹。

城鄉差距並不只是在英語學習力不足，而是整個教育環境不理想。國內多數年輕教師不願意留在偏鄉，何況外籍教師還會面臨語言不通的窘境。

但偏遠地區的小班小校，師生可分配的資訊與通訊資源相對都會區學校豐富，教育部比都會區更容易補助每位偏遠學校師生，人人有可用的電腦或平板電腦，還有超級寬頻上網，因此在偏遠地區更容易實現網路上課。

國內大學院校針對偏遠學校孩童，已經實施網路遠端家教，在偏遠地區設立數位學習中心，讓孩子就近到數位學習中心，就可和各大學院校電腦中心裡的課輔中心輪值的義工大學生詢問課業。相對的，想提高偏遠學生的英語聽力，可徵求各大專院校英語能力優異的外籍大學生擔任義工，透過網路視訊與偏鄉師生「對話」。

到了寒暑假，再由教育部支持這些義工學生到偏遠地區服務，或讓偏鄉的師生到各大學院校或都會高中參加英語營；透過資通訊利器縮小城鄉差距。

相較於兩大陣營的訴求，最近主計總處公布，國內失業率持續下降，破四％；但卻有人質疑產業外移，失業率怎麼可能下降，數字顯然失真。不過，觀察幾個經濟數據，包括工業生產指數及出口年增率都是連續九個月成長，經濟確實有所改善，失業率當然也會跟著下降，失真的說法並不正確。

況且，若能以金融服務業的現代化取代傳統服務業，勢必能大幅創造就業機會，甚至進一步發展成為區域金融中心及離岸金融中心。換言之，拚經濟，提升台北的國際競爭力，才能提升整個台灣的經濟活力。對台北市而言，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更不能忽略。

如何建設並發展台北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首要之務便是推動金融服務業的現代化。根據美國、歐洲及日本等先進國家的經驗，現代化服務業的推動首重金融保險、科技資訊、創新商務及物流等生產型服務業的發展。相較於過往以消費型態為主的服務業，生產型服務業具有傳統製造業的特性，強調研發、設計、銷售及品牌管理的能力，故也被稱為第二點五級產業。而在這類服務業中，金融保險業的生產特性最為鮮明，無論是金融商品的創新研發與設計、金融業務的銷售服務等，都已遠超傳統服務業的範疇。是以，要邁向先進國家的水準、提升台北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推動金融服務現代化是不可或缺的。

金融服務現代化並非只是口號，而是具體的行動。以近期火熱的網路金融為例，就是透過網路經濟的發達，結合金融業及物流業的發展，才能創造出新的商機與規模。由於網路交易必須要金融業來幫忙處理金流的問題，其中包括網路支付、物流及網路業者融資、個人消費者貸款以及信用卡支付等，都必須要靠銀行及保險等相關金融業者的支持，因此政策如何配合實施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更何況，網路金融不僅單指銀行在網路上進行的收付與授信行為，還涵蓋證券業在跨區域、跨國家間的證券交易及投資，以及保險公司的財富管理業務等，範圍可說是非常廣大。

在涵蓋範圍如此之大的情況下，也意味著需要極多的金融從業人員。根據人力資源統計年報，二○一三年台北市金融就業人數平均為十點九萬人，約占全台灣四分之一。若能再繼續推動台北金融中心的建設，促進相關金融產業的發展與國際化，尤其離岸的人民幣金融及證券業務，所創造出來的金融產值，應還可增加一倍以上，相信十萬多的金融就業人口是明顯不足的。

台北確實需要改變，不僅只是文化上的變化，而是需要從經濟及金融的內涵做起，要能蛻變成一個足以與香港及新加坡等國際金融中心競爭的城市，才是長遠發展之計。

然檢視國際法規範，實在無法找出有任何具體法律理由禁止中國在南沙之持續強化其現實占有島礁之行動。若僅因中國之填海造陸作為，即對中國多所責難，而放任其他爭端方相同作為，恐有雙重標準之虞。

檢視國際法規範，並無對「有主權爭議之島嶼或礁石不能建設或強化其存在」之規範。不容否認，傳統國際法有關爭端和平解決規定中，就主權有所爭執島嶼之歸屬問題，僅要求以和平方法解決，最佳模式當然是當事各方藉由外交或協商處理之。若無法藉由途徑，且當事方若願意，亦可尋求司法或準司法模式處理，比如提交國際法院或專設仲裁法庭等等，但非常清楚並無任何強制拘束之規定，禁止爭端方在實際有效控制之島礁上進行建設工作。

此外，檢視國際實踐，如韓國與日本之「獨島爭議」（抑或稱「竹島」）中，韓國實質占有獨島，並派遣居民及常駐人員，在獨島上建設燈塔等人工設施，此並非國際法上之所不許。又如日本與俄羅斯之「北方四島」爭議，雖有相關條約認定及主權歸屬問題，但各自解說，而目前該等島嶼則是在俄羅斯實質有效控下，而其上之居民或政府人員亦無禁止建設島嶼設施。實踐中同樣顯示具爭議主權島嶼並無不能建設之事實。

在南海海域內島嶼主權爭議爭論不休，各國各自主張各自表述，而國際法院相關判決一再強調事實有效占領之重要性，在在彰顯「先占先贏」之趨勢，誰先占領島嶼誰就先擁有開發島嶼之權利，不只是中國如此作為，越南、菲律賓及台灣亦都如是。先行開發先行占領強化對島嶼之控制，似乎已為一種宣告國際社會主權之歸屬，雖有爭議但並不撼動占有之事實，甚至有主權之確立價值。

猶有甚者，南沙諸島，以往各國同樣採行相同手段，除爭端當事國外，該等時刻並不見其他國際社會成員表示異議，如今中國有所作為，非爭端國家有所發言，既無具體法律依據，更有雙重標準之虞。

中國持續擴建與強化其占領南沙島礁之作為，引發鄰國恐懼，招惹區域外國家介入，且又在東海就釣魚台與日本針鋒相對，以中國的和平崛起理論檢視，其利弊得失固不無探討空間；但僅就國際法而言，目前中國在南沙填海造陸，誠難謂其有違反國際法之處。

然則，這時候，卻看見一些大企業家甘冒大不諱挺身而出，已經明顯選邊站了。為何如此？想必是心急如焚，忍無可忍，否則做生意豈會出此「下策」？

這時候，被選邊陣營當然招手歡迎，但被忽略的一方則是非常不以為然，他們認為，企業家不該踰越分際，他們更相信，選舉靠人民，得民心比靠企業還可靠。這話說得真好，除了要有機智急轉彎為自己陣營解圍，更要有智慧跳開情緒的干擾。只是，不免要問：為何企業家寧願甘冒大不諱？

九合一的地方選舉，其實是二○一六年中央選舉的前哨戰。此外，這次選戰勝負也是檢驗藍營執政的信任投票。

藍綠對決，大家痛惡，問題是朝野兩黨的治國理念涇渭分明，平時各執一詞紛紛擾擾，難有寧日，正好趁選舉之際各自表態，開票一翻兩瞪眼，希望少數服從多數，一錘定音，爾後全國上下朝野服膺民意潮流。

選舉攸關國政，大企業家憂心在野黨受意識形態糾纏不清，混淆視聽，鎖國內耗，喪失商機，自毀長城，所以才會表態與選邊。

其實，企業表態與選邊，是憑恃他們靈敏的嗅覺與判斷，支持他們認為利國利民的陣營與方向。換言之，如果朝野治理國家與地方，都有開放的思維與作為福國利民，企業家又何必蹽落去蹚選舉的渾水呢？

政黨領袖的天職是讓國家和平穩定發展、人民安居樂業。如果政治人物可以譏諷企業家踰越了分際，那企業家又為何不能質疑政黨領袖私心自用罔顧人民福祉？

企業家如果存心投機，他們或許有辦法瞞天過海掏空落跑，但他們選擇站出來，為此就該為之喝采，因為他們選擇靠向國家與人民，而非選擇出走！

負責偵查的警方可能會為了避免影響選情而暫時拖延，選民可能因為不喜歡連勝文而選擇忽視，唯獨柯文哲不能採取「過去就算了」的態度。因為，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個個都在揣度，「如果柯Ｐ當選，會是怎樣的一個市長」。這一點，跟本專欄之前對ＭＧ一四九帳戶問題的觀點是一致的——將來市政府可不可以比照辦理？

如果那條老鼠尾是對手放的，那就是「水門案」再現，柯文哲反而可以不管，對手犯了大錯，就讓競選團隊全力反擊可也。但如今確定不是對手幹的，那就只有二種可能：一是業者亂搞，幕僚糊塗，而「柯市長」會任令幕僚糊塗？一是幕僚亂搞，則「柯市長」更不可糊塗。

《浮白主人笑林》的寓言：一青盲人涉訟，自訴眼瞎。縣官說：「分明是一雙青白眼，怎麼詐稱眼瞎？」青盲人回答：「老爺看小人是清白的，小人看老爺是糊塗的。」

台北市政府每年要發包百億以上標案，廠商想當然是百般設法要多賺一些，市民荷包全得靠公務員把關；而公務員會不會認真把關，則看長官是否嚴格要求。如果公務員看市長是「糊塗的」，他們的膽子就大了，廠商的膽子也大了；萬一出了狀況，市長卻仍然看幕僚是「清白的」，其他公務員的膽子就更大了——將伊於胡底？

媒體上最近的熱門題目「柯文哲現象」，事實上不僅限於台北市而已，包括台南、高雄的朋友，都在談柯文哲而非各該選區的候選人。也就是說，柯文哲已經是台灣由北到南的注目焦點。

那麼，柯文哲對幕僚「是糊塗，還是大膽」如何處理，必然也受到全台灣的注目。

再者，台北市長一向是總統大選的最有力競爭者，如今看來距離當選市長只差一步，柯文哲又曾自許「先改造台北，再改造台灣」。那麼，就是全國公務員都在看了，柯文哲豈可含糊籠統？

為了司法公信力，筆者建議北檢儘速開庭與結案，絕不容許各說各話與被抹黑。

我向教務處反應，要求學校派員交涉，接電話的同仁有些遲疑，不過後來有位教官自告奮勇出面，向助選人員鞠躬致意後，請他們離開。

事後幾個同事談起這件事，大家都稱讚教官當仁不讓，但也有行政人員語重心長的表示，選前敏感時刻，處理這件看來簡單的事，卻是如履薄冰，弄得不好對方給你安個「意圖使人不當選」的罪名，也不是不可能。

因為先前某個候選人，把一個依法拆除競選旗幟的女清潔隊員叫到議會接受質詢，還把她罵到哭的新聞畫面，都還歷歷在目；還有議員與某校私人糾紛，連校長都被叫到市議會去罰站。

幾年前也有一名教師擔任選務人員，依法執行公務得罪議員，還被要求下跪道歉的情事；而那些不小心開了議員助理酒駕罰單之員警所受的刁難，或被無理取鬧民代掌摑的護理人員，都是我們的前車之鑑。

公務人員不見得擁有執行公務時免於恐懼的自由，所以面對相同情況，很多人只能消極選擇鄉愿，惟恐太過積極的作為，會給自己或所屬團體帶來可怕的秋後算帳。

光天化日之下，惡質囂張的民代都能明目張膽的目無法紀，更不要說私底下，他們可能會以什麼樣的挾怨報復、公報私仇，對學校或其他執法單位的預算磨刀霍霍。

有人說要用選票加以唾棄，問題是那些最吵的、最有問題的，往往都是高票當選的，你又能奈他何？

民主政治，選民想選誰是見仁見智的事，不過今年的選舉，中間選民占了相當關鍵性的力量，因此增加許多選舉的變數。台灣人悶了這麼久，情緒還沒轉過來，這一票，到底要怎麼投得下去呢？

不過，這次選舉我們一口氣要選出從最基層的里長到縣市議員、縣市長，都是與我們生活有直接關係的，更該好好留意，才能真正選賢與能。

箴言上說：「城因正直人祝福便高舉，卻因邪惡人的口就傾覆。」你我都該給努力競選的候選人一些鼓勵，那就是認真研究他們的政見，用智慧來選擇適合自己鄉里城市的治理者，好讓我們的城市因為我們的參與，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