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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雙方的外交默契，馬總統此次弔喪之旅相當低調，相關部門僅作了簡單說明。孰料，在野陣營對此大表不滿，竟趁機大作文章，綠委邱議瑩大罵元首出國拈香為什麼要「偷偷摸摸」，趙天麟則批評這是「小媳婦心態」；其他綠營人士更口出穢言，稱此行如同「小三外交」。如此無禮的態度，究竟是在羞辱別人，還是羞辱自己？

我們無法明白這些綠營人士心裡到底在想什麼，他們對自己的元首毫無敬意也就罷了，當鄰邦正處於國殤期間，有必要用齷齪的內政把外交也一起搞臭嗎？台灣的外交處境不易，這是連小學生都知道的事，為何唯獨綠營人士認為台灣有托大狂妄的空間，還有內鬥的餘裕？

外交部門能在短短一天之內，即安排好馬總統赴星弔喪，顯示這不是倉促成事，而是經過緊密規劃和協商，並有雙方平日的友善互信作為基礎。在新加坡的立場，無法邀請馬英九和其他國家元首一樣共同出席國葬，但安排他參與家族追思儀式，以親切合宜的規格接待，其實也符合馬英九和李光耀長期以來的友誼。

這樣的安排是否妥當，在野陣營盡可提出質疑，但用「偷偷摸摸」、「小三外交」這種低俗的語言抨擊，是可鄙而失禮的行為，也暴露了台灣民主政治的粗魯。這些綠委只要聽一下昨天蔡英文對李光耀的哀悼詞，就可以了解自己多沒教養了。

國格和外交不是一天造成的，大家都努力一點吧！

英國向來不以意識形態作為國家指針，她遵循現實主義，商業利益是其政策依歸。十九世紀兩次鴉片戰爭，對中國是民族的恥辱；但對英國而言，卻不過是替貿易鑿出孔道。這次，她不顧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堅定盟友的反對，毅然加入「亞投行」，依舊是出於老派行家的商業嗅覺，她顯然嗅出了「亞投行」眺目的陸海兩條絲路所蟄藏的驚人金脈。

英國不顧美國勸阻加入「亞投行」，是一樁標誌性事件。美國以全球霸主之姿，從前年北京倡議成立亞投行開始，即全面性地攔阻其盟友加入，歐盟各國與日、韓、澳大利亞都受到警告按兵不動；直到三月十二日英國發動了這起堪稱「叛逃」的行動，情勢一夕翻轉。事前沒人料到，軍容壯闊的「美國隊伍」竟由她最堅定的盟友打破了陣線缺口，不列顛的槍聲劃過，德、法、義也奪門而出，盧森堡、瑞士兩個金融小巨人則跟著前面的大個子，臉不紅氣不喘地踱到對方的中國隊伍裡。

全球外交戰略學者都把這次事件當成一樁重大的全球地緣政治事件。首先，它不只是美國的一次外交挫敗，它也可能洩漏了一個歷史風聲：美國對可能挑戰她全球霸主地位的中國所採取的圍堵戰略，長期而言恐將歸於失效。

美國抵制亞投行，用了一個十分膚淺的理由：「亞投行的放貸標準可能太低，造成風險」。但誠如美國前財政部官員泰德．杜魯門（Ted Truman）所言，「如果你想對亞投行發生影響力，你應該在帳篷裡面，而不是在帳篷外面。」說穿了，這完全是美中爭霸長遠戲碼的一段折子，並暫以美國慘敗收場。但美國正藉著跨太平洋夥伴協議（ＴＰＰ），以排斥中國加入方式，組成另一道反華防線；那是下一場搏鬥，而勝負尚難以逆料。

其次，這樁「亞投行事件」的另一意涵，是地緣政治板塊的劇烈滑動：被鑄造在一起已超過百年的「歐美」合稱，出現了裂解的跡象，而分隔許久的「歐亞」則正被重新黏合起來。自十三世紀馬可波羅開始，「歐亞」已被理解是整個地球的「世界島」，但十九世紀美國結束南北戰爭重歸統一後，逐漸拋棄孤立主義，參與歐洲事務，歐美反而融成一個「西方」；相對的，亞洲則陷入被殖民的命運，跌進了黑暗。

但近廿年來，不僅中國重新崛起，印度也迎頭趕上，衰落的亞洲再度躍上世界舞台。而「一帶一路」兩條絲路主張，是將印、中與歐洲再度藉由歷史上的那條「絲路」連結起來，亞投行是歐、亞試圖打造較諸中世紀更強大的「世界島」的資金機制，歐洲看到了它在文化與經濟上的意涵，遂翩然來歸。

若干年後，當「世界島」依據兩條絲路的藍圖與願望被成功塑造之後，世界的格局將成為「世界島」vs.「美洲島」的態勢，那時，中國未必是世界島的盟主，因為她有諸多內在缺陷，包括其專制的政治，但她未必不能演繹出一個全新的模式而依然舉足輕重。屆時，有可能英德法義中印俄將是一隊，而美洲隊卻只剩美加和巴西。

浪潮正在拷問東亞的幾個「美國隊員」，當我們遠眺未來時，赫然看見了世界島的甦醒；那麼，此刻仍在冷戰的思維框架中，圍堵中國的日本、韓國與台灣，究竟應歸向近在咫尺的世界島，抑是依戀數萬浬外的美國隊，自願作為美國在太平洋西岸的金門、烏坵與馬祖？

全球化與網路正在泯除西方與東方的界線，國際政治與權力將更大比例地根據現實利益為取捨，而不是依賴意識形態，英法德義奔向亞投行，正是這個現象的表徵。就此而論，台灣豈應再加高兩岸的藩籬，更與世界島阻絕？今天，不只是服、貨貿應該儘速通過，各部門更應思索如何向亞投行叩門。

所謂的霾，是指懸浮於空氣中之固體微粒汙染物或懸浮微粒。粒徑愈小，愈可能穿透肺部氣泡，進入血管而循環全身，對人體及生態造成傷害，因此專家關注的就是小於2.5微米的粒子（通稱細懸浮微粒或PM2.5），擔憂會提高支氣管炎、氣喘、肺水腫、心血管疾病、肺癌等疾病或死亡風險。而「霾害」，就是空氣中PM2.5超過一定標準，除了降低能見度影響安全，也對身心健康產生危害。

在台灣，造成PM2.5的原因，除了冬季隨東北季風飄來的境外因素（環保署指稱約占30%）外，國內的工廠燃料燃燒及工業生產產生的微粒物，以及燃煤、油、氣電廠、煉鋼、石化工廠、機動車船、建物塗料、農業施肥及生活汙水等化學反應也會衍生，營建工程、汽機車的揚塵，以及生活中抽菸、燃香及燒紙錢、鞭炮及煙火、油炸及燒烤食物等也是主因。這可以從春節期間特別嚴重，以及近年來東北季風減弱，但台灣本地汙染卻無法擴散，以致雲嘉南和高屏地區相較其它地區仍是空氣品質較差的區域看出來，這也是環保署優先擇定該區實施空氣汙染物總量管制的理由。

不可否認，環保署近年來已採多管齊下策略，對國內大型汙染源包括電力設施、鋼鐵業、燒結工場等行業及一般固定汙染源修正更嚴格的排放標準，也對移動汙染源訂定車用油品標準、新車標準、推廣電動車、裸露地綠化及河川揚塵防制等措施，但是環保署三年前制訂的PM2.5空氣品質標準，顯然落後美、日等國太多，實有必要加嚴至國際標準，才可能對汙染源產生具體的抑制效果。

其次，政府應讓民眾體認到霾害其實是「自己做，自己受」的因果關係，並告知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身體力行的對策，包括食方面減少油炸、煙燻及燒烤，衣方面少用石化材料衣物及有機揮發溶劑，住方面多種綠色植栽、節約用電、不燒香、紙錢和鞭炮煙火等，行方面多搭公共運輸工具或步行、騎腳踏車等，都會對減霾產生聚沙成塔的效果。

第三，大家都應體認到，石油價格跌跌不休，使得固定汙染源因成本下降而增產，汽機車汙染源增加行駛，才是最近台灣晴天也灰濛濛的主因。雖然台灣早在84年起開徵空氣汙染防制費，但是費率偏低，難怪監測站都顯示工業和交通的空汙最嚴重；而移動源空汙費費率現行每公升0.2元低到微不足道，對駕駛人幾乎無感，造成移動汙染源在硫、氮氧化物的汙染高於固定汙染源，但徵收來的經費又遠低於固定汙染源，而無法善用於汙染防制。

因此，除了進一步檢討空汙費費率合理性外，政府不妨利用油價不斷下跌的時機，實施規劃多年的「能源稅」，反映環境汙染和能源耗竭等外部成本，才能發揮經濟誘因，促使產業和民眾節約能源，一方面減少石化能源的消費，又可將增加的稅收善用於補貼大眾運輸工具，進而減少霾害。

更重要的是，產業或企業在經濟活動的第一步就應以節能減碳少汙為原則，以環保手段生產環保產品，而非造成環境汙染之後再回饋社會，有違企業社會責任，到頭來又要為汙染問題而付出代價。

外界印象中台灣多雨，並非水資源貧瘠的國家，但實際上台灣過去十年降雨量落差極大，去年降雨1643毫米，是十年來最低，與2005年全年降雨2800毫米相比，足足差了一千多毫米。

降雨量不均，是台灣水資源第一個罩門，加上台灣地形落差大，雨水落至地表後，很快就流入大海，雖然可以靠興建水庫留住水，但從2009年八八水災後，水庫淤積問題急速惡化；留不住水，是台灣水資源的第二個罩門。

即便雨量夠，水庫也留住了水，但台灣每年漏掉16萬座奧運標準游泳池的水，加上廠商、民眾的節水意識不足，這四大罩門，凸顯我國並非水資源豐富的國家。

上一次台灣面臨大旱，是在2002年，當時民眾、廠商排隊搶水的慘狀，經過十多年後，社會早已淡忘；今年缺水夢魘重演，但回顧過去這些年，台灣社會對改善水資源分配的努力，顯然仍不夠。

因政府執行魄力不夠、水費長期偏低等因素影響，包括水庫清淤、管線改善、鼓勵民間節水的進展有限，一旦面臨如去年降雨量偏少的情況時，台灣立現缺水危機。

以台灣長年被詬病的漏水率偏高問題，去年底台北市供水區的漏水率是16.71%，北水處自2006年開始推動20年漏水改善計畫，要投入200億改善漏水，期望在2025年時，將漏水率降低至10%。

國內其他地區漏水率更嚴重，像是基隆市與新北市北區，漏水率高達近三成，台中、南投、台東、花蓮的漏水率，也逾二成，偏低的水費與困窘的政府財政，讓漏水率偏高的問題遲遲不能解決。

有水當思無水之苦，但台灣當前的問題是，無水時也不思無水之苦；今年台灣大旱過後，當下一次大旱來臨時，政府、企業與民眾準備好了嗎？

首先，有鑑於李光耀生前對台灣的友好與協助，馬總統願意放下身段，帶著國人的敬意，前往新加坡致哀，國人應該給予馬總統肯定，而非為反對而反對。如果民進黨立委的批評成立的話，當年季辛吉稱病，秘密訪問大陸，那更是將美國的國格丟進垃圾桶裡。

其次，一般市井小民都知道，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處境艱難，立委比我們這些販夫走卒，更知道台灣在國際上應廣結善緣，多交朋友。現在立委卻在我國元首能出訪之際，雞蛋裡挑骨頭，其道理何在。試問，阿扁總統打帶跑式的迷航外交，難道就有尊嚴嗎？

不論馬總統此行是以甚麼身分訪星，其實質意義大於形式作為，國際上誰會不知道他代表的是台灣。再者，民進黨要這種白蓮教式的國家尊嚴，那應該先制止蔡英文月底訪美，因為照他們的邏輯，怎麼可以容許一位可能當總統的人，還要先去美國接受華府的面試，這不叫有失國格，甚麼才叫有失國格。

馬總統這次赴星弔唁，於公於私國人都應該支持，對外可讓國際知道，台灣是一個重情義的國家，對內可讓國人了解，台灣是有國際空間的。民進黨請不要在此時幸災樂禍。

應邀於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夏威夷東西中心發表公開演說時，李光耀先生以「東西方的結合」為題， 特別強調東西方國家的國情、文化與價值差異，因而認為亞洲國家在邁向現代化的改革、開放與民主化過程中，應維繫其優質的傳統價值，藉以在政治、文化、教育、科研、技術與族群和諧各方面，取得理想的中庸與平衡之道。這也是聯合報社論所闡述的李光耀治理國家之精神：將「民主／專制」、「競爭／福利」、「菁英／平庸」、「全球／在地」作成了史無前例的特殊比例組合。

這種特殊組合，帶來空前的新加坡成就與現代化，但也有人加以批評。無論是批評或讚許，李光耀依循菁英人才培育、廉能、效率、國際化所建構的新加坡，已成為全球欽羨的現代社會。

李光耀一九七○年在美國的宣示，不但說明了他是「一個無可複製的傳奇」，也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歷史巨人。

困難的原因是，六都的市長已經成為台灣的超大「諸侯」，誰也不服誰。同時，誰也不敢在任何一個題目上「喪權」或「矮化」，否則就別想連任了。即使是當紅的柯文哲，他的快人快語市民聽得很爽，可是他要是對新北市「讓步」，試試看！

區域整合困難恐怕還是小事，六都可以「瞎搞」到什麼地步？比較切近的借鑑是唐朝的節度使。

唐朝的地方行政體系是「道州縣」三級制。節度使不是行政體系的地方官，而是廢除府兵制之後，在重要戰略地區置十個「鎮」，總司令稱節度使，任務是鞏固邊防。可是，唐朝的政治重中央而輕地方，考績不好或受當權派排擠的官員就「下放」外州，視同貶謫。而地方官奉召入京，甚至被形容為「登仙」。

於是乎，地方官的平均品質就遠不如京官（不要被韓愈、白居易等騙了，那些是極少數）。為了管束這些地方官不「胡搞瞎搞」，朝廷讓節度使兼領採訪使、按察使等職務，負責監察、考核地方行政官吏。

這一套在安史之亂以前還實施得不錯，可是在安史之亂以後，中央施政愈來愈得配合軍事，各鎮節度使開始掌握行政、財政、戶口、土地等權力，以方便「區域整合」，漸漸的「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最終形成藩鎮割據，朝廷令不出京師。

台灣的六都會不會形成「藩鎮」？

六都沒有軍隊，所以不會，是嗎？結論不要下得太快。

財政是當前的焦點。此前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支劃分已經很緊張，去年九合一選舉後，民進黨的四都市長走進行政院開會，那威風凜凜的一幕，大家應該都還沒忘記。再看前一陣子陳菊要求石化業「遷籍」，那種「遷來，否則關廠」的強勢態度，即使中央政府換黨執政，有可能轉為緩和嗎？

六都一旦爭到財政大權，屆時將「既有其選票，又有其財賦」，周邊農業縣發不出薪水，甚至區域內駐軍缺糧缺餉（募兵制實施後會有什麼變化？），都只能仰其鼻息。那時候，就形同藩鎮了。

我不喜歡危言聳聽，只是提醒下，要當總統的，請納入執政思考。

報載台中市長林佳龍認為ＢＲＴ應改成「優化的公車專用道」，因藍線ＢＲＴ沒有獨立專用路權，缺乏絕對優先號誌，行控中心也無法與車輛及車站進行三方通話，並不是真正的ＢＲＴ，台中的ＢＲＴ根本「還沒出生」。

由上述論點觀之，林市長並非不知道如何改善ＢＲＴ，上述問題亦非無法在合理成本內改善。

林市長所提問題是否有解？其實可回歸大眾捷運法加以討論。以專用路權而言，根據大眾捷運法第三條的定義，大眾捷運系統的路權可區分為完全獨立專用路權、非完全獨立專用路權。只要「採非完全獨立專用路權者，其共用車道路線長度，不超過全部路線長度四分之一」，即符合大眾捷運法的定義；而完全獨立專用路權是指「全部路線為獨立專用，不受其他地面交通干擾」，因此並非高架專用道路才叫做真正的ＢＲＴ。ＢＲＴ的鼻祖—巴西庫里提巴的ＢＲＴ系統亦未全線高架專用道路；而台中ＢＲＴ，除路口外，主線部分均劃設為ＢＲＴ專用道，因此將其視為獨立專用路權亦無不可。

至於絕對優先號誌，同樣根據大眾捷運法的定義，採用非完全獨立專用路權的系統「應考量路口行車安全、行人與車行交通狀況、路口號誌等因素，設置優先通行或聲光號誌」，可見絕對優先號誌亦非大眾捷運的必要條件。而且ＢＲＴ優先路段之所有路口，號誌已更新完畢，均可執行優先號誌系統，但勢必對私人運具造成衝擊，因此，優先號誌系統並非無法實施，而是執政者是否能拿出魄力實施。

而通話方面，台中市交通局前局長林良泰曾表示：「ＢＲＴ通話系統，目前均在測試階段，司機一按鈕即可與中心通話，每輛ＢＲＴ均有ＳＩＭ卡，中心可以電話與司機聯繫，以上均免持聽筒」；退一萬步說，即使真有通訊問題，建置合用的通訊系統應非難事。

不論哪種大眾運輸系統，在測試階段必然面臨許多問題，待逐一解決後正式營運，並逐步改善系統的可靠度與服務品質，不論北捷或高捷皆經這樣的過程，若以試營運階段找到的問題，即可斷然決定整個系統的存廢，那恐怕台北跟高雄至今仍無一條捷運路線。

台中為成為台灣發展ＢＲＴ典範，在過去政府努力下，得來不易，如今卻走回頭路，豈非令人費解？且PM2.5空汙問題嚴重，台中市號稱要打造宜居城市，卻不是站在爭取公車空間的角度，而是站在機車與汽車的角度，無異與主流大眾運輸發展思維背道而馳。

ＢＲＴ號稱窮人的捷運，主因彈性很高，可有多種形式，可用最少經費在最短時間內，形塑覆蓋面積最大的大眾捷運路網。以台中市有限經費，顯然無法依靠興建ＭＲＴ形成完整的大眾捷運路網，發展ＢＲＴ才能將經費使用在刀口上。

世界發展ＢＲＴ典範城市之一的波哥大市長曾說：「一個先進國家不是窮人都有車開，而是富人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期待台中市長拿出決心，逐一解決問題，早日讓市民擁有完整捷運路網，讓台中成為台灣發展ＢＲＴ的典範城市。

這好比舊時清明上墳掃墓，看到墳墓壞了，要修；漏水了，要整治；崩塌了，要填平。眾人七嘴八舌，意見真多。可是墓掃完了，各作鳥獸散，再也沒人提修墓了。第二年掃墓，墓地崩壞依舊，又有一大堆的修墳措施。

真是年年掃墓，年年要修墳。

今則亦然，年年旱災，年年要抗旱，而所提的又多是消極措施，要節水、多用再生水，真正省水，在夏季水源豐沛之時，要有儲水、蓄水的積極措施。陂塘是現成的。

這幾天春雨，大家怪老天爺，不下在集水區，卻下在平地，讓石門水庫進水量太少。但下在平地，桃園有多少池塘，可以儲水防旱啊！桃園陂塘，如果善加利用，豈不等於好幾個石門水庫？

可是，日前經過龍潭，發現兩三個陂塘已填為平地了。中壢附近的幾個陂塘，已見泥沙淤積，成為死水，豈非浪費水源？

看來，只好年年掃墓，年年話修墳；年年旱災，年年談抗旱。

台灣地形陡峭，雨水在短時間內即會經由溪流河川排向大海，只好興建水庫來留住寶貴的水資源。但水庫容量有限，每逢冬季無颱風雨水大量進帳，而春雨又未即時補充時，在梅雨季節來臨前，總會重演「水情告急」的戲碼。

更重要的是，台灣因為地震頻繁、地質脆弱、崩塌嚴重，每年颱風、豪大雨將大量泥沙土石沖至河川，最終遇到水庫，便造成水庫淤積。當台灣再無能建水庫的地方，且舊水庫功能日漸降低的劣勢下，政府得有新想法新作為！

台灣水源供應至少分成民生、工業與農業等三大區塊。筆者提出「與水共生的城市規畫」概念，願能助台灣舒緩「民生用水」之旱象威脅！

一般而言，無論陰晴冷暖，民眾日常使用的水量幾乎穩定不變，所排放汙水量也相對穩定。是故，最穩定的水資源其實是「汙水」！

城市用水量約有八成會形成汙水，穩定的汙水在旱季時能扮演關鍵角色，實在不宜偏廢！透過水資源在「收集儲存、水處理、水供應系統」等三方面的新思維，「與水共生」的永續城市規畫，便能舒緩旱象威脅！

首先，要讓城市降低對自來水依賴，必須積極將雨水跟汙水「收集」起來，透過適當的處理之後，再視水質狀況混入河水和地下水成為「再生水」，並將其「儲存」於城市的開放水域中。

是故，在永續城市規畫中，必須大幅降低建蔽率以作為大面積的水域空間。城市水域空間，一來可存放水資源，二則同時肩負滯洪功能，又可供生物生態棲息、民眾休閒娛樂之用，堪稱一舉多得。

在「水處理」方面，除了傳統的水處理技術外，更要仰仗日愈純熟的「人工濕地」技術。如同新北市大漢溪畔的人工濕地般，只要加入適當規畫設計與管理，兼具生態與水質淨化功效的人工濕地，便能將汙水變成「再生水」，以作為沖廁、清潔與花草澆灌之用。

如此一來，城市中除了飲用或與身體接觸有關之用水外，其餘都可考慮採用「再生水」。但是，政府須同時配合清潔劑使用之規範，以避免汙水中混雜太多的化學物質，造成「再生水」處理成本增加與程序複雜度。

有了源源不絕的「再生水」後，「水供應系統」更是重要一環。有鑑於目前回收水使用率過低，政府可立法要求新建築物必須將自來水與再生水的系統拆離，確保再生水能順利供應到每一棟建築物中，以強化其運用範圍。

每一滴水資源都分外可貴！若想在城市中達成水資源永續循環的理想，就必須從城市規畫角度著手，納入「與水共生」的系統。如此，城市就能在每年旱季中，稍解無水可用之憂。

馬英九謹小慎微，整個國家變成一灘死水，一個人才濟濟的百年老店，竟淪落到舉步維艱。幸好馬英九辭掉黨主席，但嚴峻的考驗落在朱立倫身上。朱主席難為，而且跟時間在競賽。

朱立倫請來高孔廉操盤大陸事務，讓他在黨主席之位鴨子划水，固然目前聲勢落後蔡英文，但枕戈待旦，蓄勢待發，「等待鳴啼的杜鵑」，在五、六月的國共論壇，朱習會果真登場，必然聲勢看漲。能圓融處理兩岸關係，就可能先馳得點。

國民黨擁抱中華民國，在文宣和造勢場合，國旗飄揚。對比民進黨的矛盾情結，對黨派的忠誠超越對國家的絕對忠誠，在民進黨的場合看不到國旗，聽不到中華民國的聲音，國不國，家不家，思想分歧，如何激發中華民國國民的愛國情操。

蔡英文在過年發放的紅包裡有「厚德載物」四個字，清華大學的這句校訓蘊含非常崇高的意境。每一張選票都是恩情，每一個選民都殷盼著，今天蔡主席這麼大的成就，如果能夠謙卑感恩，引領民進黨脫胎換骨，引導國家人民走向厚德載物那樣的情境，那樣的國度，將是兆民有幸，普天同慶！

台港澳各有不同的歷史機遇，和大陸發展出不同的政經制度。在國共內戰中，兩岸菁英被迫捲入不同的立場，千萬人民成了祭品，這是歷史的悲劇！和平比戰爭好，合作比對抗好。汪道涵、辜振甫二老在風燭殘年中，猶悃悃憂國憂民之情懷，嘔心瀝血，想出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在擱置爭議，求同存異下，促成了兩岸的和平交流。

回應九二共識，民進黨提出「三個有利，三個堅持」，只是打高空，了無新意。習近平「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北京已經定調的事，沒有讓步的空間，一旦被迫面臨攤牌，國格、國運更加舉步維艱。ＥＣＦＡ是九二共識的延續，可以概括承受ＥＣＦＡ，承認九二共識有這麼困難嗎？是個人的面子為重，還是國家人民的福祉利益為輕。要有大開大闔的新思維，才能開創兩岸新局。只是低調冷處理，只為贏得總統大選，意義何在！

反對九二共識，要能有更好、更高明的主張論述。中國台北、中華台北一字之差就折騰了兩岸一、二十年，那是當爭則爭。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退一步，進十步，兩岸才能大三通，簽定ＥＣＦＡ，那是當讓則讓。兩岸同屬一個中華民族，中華是文化和歷史概念，不是政治符號。幾十年來一直在尋尋覓覓一條靈活的中間道路，讓兩岸柳暗花明。

政治家要看的是三十年、五十年、甚至百年的國家願景。解決兩岸分歧，時間是最好的藥方。北京政府若能更從容自信，更和平王道，就是中華民族和平盛世的再造！

國寶、幸福兩家問題保險公司的淨值（股東權益）約負六百億，合計資產約一一○○億，負債約一七○○億。要標售它們，當然是要政府（接管者）將淨值貼補（或稱賠付）。到底賠付金額要多少？這是複雜的問題。

首先，要看問題保險公司的保單結構。如果民國九十年以前所發行高利率保單較多，而目前低利率環境，無法有足夠的投資報酬率來支付未來保單的理賠，則投標者會要求政府多賠付。反之，則可降低賠付金額。本次國寶、幸福的保單結構之負擔，亦即高利率保單的比重，從投標結果來觀察，應該比之前國華人壽低許多，因此相對而言，賠付的金額負擔自然較輕。

其次，未來保險公司資金的投資報酬率，預期會比以前好一點，而未來美國有可能升息，此對投資報酬率也有提升的效果。因此，投標人自然會對這二家問題保險公司的資產，有較高的評價，使得賠付金額負擔也較輕。由於保險公司的價值，受到投資報酬率影響甚大，只要評估者樂觀一點，則保險公司價值評估就會高上很多。

再者，也是重點之一，就是金管會提供的優惠配套政策。根據報載，金管會為了減少國庫彌補的金額，除了比照國華人壽標案，給問題保險公司的資產在計算資本適足性有廿年的行政寬容外，也對得標者祭出四大行政優惠：第一是死差、利差互抵後，可轉為保險公司淨值項下的特別準備金，負債項下準備金依市價評估後，八成計入資本，得標者在未來六年間每年可少提一定比率的準備金，這部分對帳面獲利會有所貢獻。

第二項優惠是同時標下國寶及幸福的保險公司，額外增加該得標公司五％的國外投資額度，因為國外利率較高，可以增加得標公司的投資報酬率；另外投資風險較高的商品亦可增加一定的比重。第三是保單設計利率可比目前預定利率略高，增加保戶購買意願。第四得標者可增加保單送審件數。而上述的優惠配套措施，若給予規模大、體質佳的得標保險公司，則未來的副作用較輕。

另外，金管會在投標前對外釋放消息，寧願將這二家保險公司以過渡保險公司方式經營、不急著標售，也不願政府賠付大多；或許在氣勢上，對降低政府彌補金額有所幫助。

如果沒有意外，台灣保險市場的問題公司大抵上已經處理完畢，接下來我們期盼保險市場能夠持續往正向邁進。當然，這些問題保險公司若有人謀不臧、背信與侵占公司資產的情事，主管機關當然要移送司法單位偵辦。

如何使保險市場持續往正向邁進？除了保險業者強化公司治理、風險管理、保戶權益保障外，如何讓保險公司的財務、業務預警系統能夠更有效，而不要等問題保險公司淨值出了問題才接管；亦即若在問題保險公司病徵出現前，就予以處理，在淨值為負之前就出手接管，則可降低用政府資金賠付的可能性，值得主管機關努力達成。（作者為交通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教授）

農產品由於其易腐性、粗重性、生產季節性、品質差異性等特性，其運銷工作通常比工業產品的運銷工作更為複雜、冗長，且風險更高。「農產品」從產地經過漫長的供應鏈或價值鏈（包括集貨、分級及標準化、加工、包裝、運輸、儲藏、買賣、運銷金融、風險負擔等），轉變成「商品」、我們餐桌上的食物，其中有多少農業從業人員（包括農夫、漁民、中間商運銷業者、檢驗檢疫等），創造了多少附加價值，值得消費者大眾的肯定與尊重。這些價值的創造，理應反映在農產品價格，我們實在不忍心要求當作是「白吃的午餐」。

已故的農經耆老張德粹教授在其所著「農業經濟學」教科書特別強調農產品運銷的重要：「倘若沒有運銷，近代農業生產的主要目的既不能達到，農業就要倒退幾千年，回到原始時代的生產方式。」

就以農產品批發市場為例，筆者講授大一必修課「農業經濟概論」數年，每年的重頭戲之一，是學期中安排修課同學某日於凌晨去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經營的「台北市第二果菜批發市場」參觀學習。

批發市場內公開競價拍賣交易的場面的確壯觀，拍賣叫價聲此起彼落。每天下午來自全台各地區的果菜開始進貨，於凌晨三時起陸續展開拍賣，約有超過二千五百公噸的新鮮果菜，在二至三小時之內全數交易完成，迅速分散至大台北地區零售給消費大眾，充分滿足大台北地區約三五○餘萬人口果菜消費需求。現場數百位農業從業人員自午夜忙到凌晨，生活作息與他人顛倒。他們不是義工，也不是社企，他們只是與你我一樣，有家小要養、為生活打拚的凡夫俗子。

批發市場業務是將各產地的果菜集貨，以公開競價的拍賣交易方式，形成公正的價格，並迅速透過承銷人分銷至各零售市場及消費大眾，發揮迅速集散功能。台北農產運銷公司批發市場，拍賣作業全面電腦化，交易價格具全台性指標，充分發揮批發市場「迅速集散」、「齊備貨色」、「形成價格」、「迅速清算貨款」、「即時準確行情報導」及「農藥殘留檢驗」（每天於拍賣前對進場果菜抽樣檢驗）等六大功能。

這樣的農產運銷不是剝削，是價值的創造。若要消費者直接跟生產者（農夫、漁民）買，當然可以找到許多個理由，但千萬不要民粹式的說是要避免中間農產運銷商的「剝削」，實在不妥。農產運銷業者，雖不是生產者，但卻是農業從業人員，跟各行各業一樣，有其專業，有其特有的貢獻，值得我們尊重與關心。